云顶娱乐官方网站我们的青春年代物质上很匮乏,没有停止问题化学习的研究

作者:文学    发布时间:2020-05-08 11:54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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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并不是指向过去,而和现在与将来有关。不同时代的青春就像一个标尺放在你的面前,所致敬的或许就是当下所缺少的一些东西。”著名学者许纪霖昨天在“致敬!我们的青春:四代学子的记忆与对话”为主题的东方早报文化讲堂上如此说道。昨日,东方早报携手华东师范大学邀请1950、60、70、80年代出生的四代著名学者和文化人,分享不同时空的历史记忆,共同缅怀所经历的青春岁月。

汉语吃了英语的“醋”?

云顶娱乐官方网站 1十年坚持研究有效学习

“50后”与“60后”:

目前,英语学习日渐低龄化似乎已是一件见惯不怪的事情,类似“学好英语,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言论被众多家长认可。近日,语文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通过微博呼吁:“取消小学英语课,增加国学教育,取缔社会少儿英语班,解放孩子,救救汉语!”此言一出,一石惊起千层浪,社会各界议论纷纷。

  王天蓉的研究可以用这样一组数字来总结:10年时间,30多个基地学校,100多位参与教师,4个课程领域,370多节课,200多个课例,70多次讨论会,300多位教师的访谈,近百万字的读书笔记……

1980年代的共同记忆

不同声音 谁才有理?

  刚踏上教科研岗位不久,王天蓉在基层学校的指导服务中敏锐地把握新课改背景下教师实践与专业发展中的问题、困惑与需求,于2003年申报立项了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基于网络的问题化学习”。

面对济济一堂的青年学子,许纪霖动情地说:“我的青春在哪里?我的青春就在丽娃河畔的华东师大。” 时隔35年之后,他仍旧记得,考入华东师大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时任校党委书记施平教授带领他们挖河泥来建设校园。这位毕业于民国时期浙江大学的党委书记还让全校师生手拉手在共青操场上跳集体舞,在许纪霖的记忆中,“那时候的大学没有私人生活,而公共生活目不暇接,讲座、社团等各式活动数不胜数,那时的华师大有种民国范儿,充满青春活力。这是我最留恋的一段青春岁月,大学是我的人格形成期。”

“小时候我在农村长大,当时没有条件学英语,导致最终高考时只能选择上大专。所以我知道英语有多重要,我当然会让我的孩子从小学习英语,不能让他重蹈我的覆辙。”一个五年级学生的家长这样说。持有类似让孩子从“起跑线”便开始学习英语观点的家长确实不少。

  王天蓉对教育的理想是与她终生研究的课题联系在一起的。她希望孩子们智慧学习、学习智慧,她引领的课题就是基于对学习本质的思考以及对学生主体回归的生命关照,在当下人们对教育改革充满期待但依然举步维艰的时代,她通过务实的方式,希望拯救孩子们自主学习的权利,并激发其潜能,增长其智慧,回归教育对于人主体发展的真正意义。

华东师大政治学系教授刘擎比许纪霖晚一年考入大学,当时15岁的他就读的是现东华大学的前身华东纺织工学院。当时大学生的身份非常特殊,被誉为天之骄子,1977、1978年的高考录取率只有2%到3%,因此那时候戴校徽比穿任何名牌都荣耀。让大学生刘擎受益匪浅的是当时非常流行的宿舍卧谈会,“我在青春期接受的社会教育大都来自学校里的大龄同学,他们谈‘文革’时期的阅历,谈在工厂和农村的插队经验,这是极为丰富的历史教育,让我得到精神和心灵的滋养。”

对“取消英语课”意见持反对观点的家长认为,这种“一竿子打死”的做法不靠谱。汉语是母语,平时应用相当普遍。相比而言,孩子的英语学习缺少良好的语言环境。况且幼儿阶段是培养语言能力的最佳时期,如果小学取消英语课,势必错过了这个时期。

  2004年,在课题研究的初期,王天蓉不幸身患重疾,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尽管如此,她始终没有停止工作,没有停止问题化学习的研究,她克服种种困难,经历了八年艰苦探索,终于结出硕果:“有效学习设计——问题化、图式化、信息化”荣获上海市第十届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

谈到那时候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与集体心态,刘擎说,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和在座青年有点相似,有很强的自我确认和被承认的渴望,但与今天的“90后”青年也有很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匮乏和珍惜并存的心态。刘擎说:“我们的青春年代物质上很匮乏,一所学校基本没有电视,没有手机,甚至在宿舍门口没有电话机。图书馆不能借出的书,就站在那里一个下午看完,比如礼平《晚霞消逝的时候》。正因为得到每一点东西都不容易,因此特别珍惜。”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刁晏斌教授说:“我不太认同王社长的观点。就逻辑关系来说,是为了‘救救汉语’而倡议取消小学英语课的,这其实是把母语保护与英语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对立起来了。”

  王天蓉说:“这么多年来,我认为自己做得最成功的,恐怕不是出了两本书,也不是带领大家拿下一等奖,而是把热爱研究的种子,把追随教育理想与信念的种子,种到了每一个实践者的心里。”  

而对文学、戏剧等痴迷的他,就自然对近在咫尺的华东师大产生了心灵上的认同。刘擎毫不掩饰他的青春与华东师大的内在关联:“我的青春是在华东师大。看华师大的内部电影,听很多校园传奇故事,在师大听演讲,看话剧等,我也根据华师大经验在东华搞文学社、戏剧社,和华师大文艺青年宋琳等人都有交往。一面是读书,一面是思想解放运动,那时候的中国大学确实有很丰富的校园文化。”

另一些家长则对“取消英语课”观点表示支持。“现在全民学英语,而很多孩子毕业后根本用不上,从而造成了经济和精力的双重浪费。”一位家长说。大学生梁伟有些无奈地说:“因为父母很重视,因为英语对于升学考试很重要,所以作为学生的我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也表示,英语教育完全可以从初中开始,现在小学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汉语当中。

打开学生自信的开关

那时的刘擎是一位以演讲才能和文艺天赋闻名的青年,擅长运用一些知识界时髦的概念比如“自我意识”来架构演讲,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元化,王元化很亲和地对他说:“你特别聪明,擅长发挥,但你说的这些话真能明白吗?”这次见面很触动刘擎。在刘擎的记忆中,1980年代是一个大时代,在那个时代的集体氛围中,个人与民族国家的精神气质是高度一致的,而做一个爱国青年更不会有任何障碍,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很自然地捆绑在一起。刘擎记得他当时参加了一个“振兴中华”演讲团,并被委派到北京向团中央,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高校汇报演讲,接触到一些比较高层的政治人物,几乎生活在一种特别耀目的政治光环之中,但当时关于人道主义与人的异化的一些思想问题的讨论,以及这些讨论之后的被压制,让活得特别主流的刘擎开始对自我进行反思,他对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演讲生活逐渐有一种内在的疏离,并转向对知识的探索,以及对文学和文化活动的真正参与。刘擎感慨地说:“我开始从一个个人与时代高度合一的大时代慢慢抽离出来,并思考一些真正有价值的问题。这或许才是真正的青春。”

英语汉语 水火不融?

  “你的心事说给我听”,是王伟娟赢得学生爱戴的“秘诀”。

“70后”:

据悉,目前在我国高等院校中,已开设英语本科专业的占高校总数的77.4%,而开设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院校数量比之少347所。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我们世世代代所使用的汉语真的变得无足轻重了?汉语和英语真的到了水火不相融的地步?

  “怎么了,最近状态有些不佳?”“祝贺你,又上新台阶了,坚持住!”每天早晨,王伟娟都忙着打开邮箱回复学生邮件;每个中午,她总在办公室指导学生作文。她通过和学生闲聊或笔谈,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王伟娟总是用温暖的鼓励和爱,点亮学生心灯。

难忘大学里的国士胸襟

对于这一问题,不能匆忙地下结论。刁晏斌教授认为,出现当前的局面原因很复杂。一方面,英语作为实际上的国际通用语言,其使用频率和流通程度越来越高,不可避免地会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语言产生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汉语使用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应该重视、认真对待、设法解决这些具体问题,但没有必要如临大敌,吃英语的“醋”。

  几乎所有王伟娟的学生都会说,王老师很亲切,从来没有老师的“架子”。学生们写的随笔成为王伟娟与学生心贴心的主要渠道之一。没有空洞说教,没有过多限制,谁都可以自告奋勇上台朗读随笔,也可以交流点评,学生们常被同伴的习作感动得潸然泪下,王老师此举既教“文”又教“人”。

著名文化评论家、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所呈现的大学记忆,却是另外一种面貌。梁文道说,对青年时代大学生活的回忆其实就是一种历史追认,而这种追认的渴望是为了确认今天的自我。他的记忆充满了动人的细节:“我考进大学和两位不一样,我是重考了一次才考入,当时填了三个志愿,都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并很幸运进了这个学校。在学校碰到许多很奇怪的事情,比如有些大家很尊敬的老一代学者,我都因偶然机缘碰见过。比如师公劳思光先生,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当时还在中大校园,不教书,但偶尔演讲,在学校晃来晃去。他是很洋派的老绅士,永远穿西装结一个蝴蝶结,很瘦小的样子。我常常在学校附近的商店看到他,他会痴痴呆呆地望着商店的橱窗,嘴巴里玩弄着他的假牙。那时候和一个怪老头在一起,叫刘殿爵,最有名的是翻译了《四书》。他们两个喜欢坐在教职员餐厅门口,两人都研究《易经》,很无聊比赛预测下一个进来的是多大岁数、什么性别、是什么样的人。”

华东师范大学李明洁教授认为,一个国家民众的多语多言能力越强,越表明这个国家文化和谐、开放自信。一方面,英语的国际影响应该得到客观的承认和重视,另一方面,我们对自己的伟大的母语应该有自信,能够兼容并蓄的语言才是真正伟大的语言。

  在王伟娟眼里,每一个孩子都是具有潜力的文学家。学生黄宜铖语文成绩平平,为了激发他学习语文的兴趣和信心,王伟娟帮助他修改文章,联系多家报刊发表文章。终于,黄宜铖的作品荣登《中文自修》“校园明星”专版,并且在“恒源祥”中学生作文大赛中荣获全国一等奖和上海市特等奖。黄宜铖很是感激:“我获得了以前只有做梦才敢想的奖项,是王老师帮我拨开自信的开关。”

梁文道觉得他的大学生活乏善可陈,但他看到一些奇异的文化老人,幽灵般地出现在学校里。这些老人大都到了人生最后阶段,只剩一点烛光。

母语保护 刻不容缓?

  王老师还通过师徒带教方式,加速青年教师成长。她深入课堂,为教师们把脉、纠偏。她敏感地找准青年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的问题,并提出改善教学行为的思路和方法。很快,组内后起之秀层出不穷,不少青年教师在教学中脱颖而出,成为学科带头人。  

在梁文道的记忆里,当时香港的夏天很热,新亚书院的牟宗三先生总穿一件白色的唐装,拄一根拐杖,笃笃笃在木地板上走过,大家听到拐杖声音经过就会很害怕,表示他要上课了。牟宗三先生上课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他讲的话是山东口音的国语,香港人大部分听不太懂。他在黑板上写一些字,讲些话,然后回头突然对学生说:“嗯!你老点头,懂了吧,这是什么意思?”如果学生答不出来就会被臭骂一顿,因此每当牟宗三先生要问学生问题,大家都把头定住不敢动,他又会说你怎么会不懂,反正不管怎么样,学生都要挨骂。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从汉字“简繁之争”到《汉字英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引人瞩目,再到前几天公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母语保护”这4个字进入民众的视野。

引导学生爱上所学专业

梁文道转述余英时先生讲过的一个新亚书院故事更是感动了现场的学生,他说几十年前的香港夏天很炎热,学校空无一人,余英时回到学校看到钱穆先生,钱穆生活艰苦,犯了很严重的胃溃疡,经常发病。他没钱舍不得去看大夫,于是就躺在学校石地板上散热。余英时问:“老师,我有什么可以替你做,看大夫买药什么的?”“我现在起不来。”钱穆对余英时说,“你帮我找一本《王阳明文集》,我想读。”就是这样一群人以及他们的生命故事,构成了梁文道曾经就读的中文大学的文化传统。

什么是母语保护?应当如何保护?一些人对此可能存有误区。

  王培坚自1984年步入职校教坛,二十余载孜孜不倦地追求,他管教管导把每个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在工作中他用欣赏的眼光看学生,用宽容的心态对学生,用爱心创设宽松和谐的氛围,引导、教育,充分发掘每个学生的潜能。

梁文道说他的老师关子尹曾经在怀念劳思光先生的文章里说,像劳思光先生这一代知识人,岂止学者风范,更是国士胸襟。梁文道如今回忆起大学时代因偶然机缘遇见的这群南下文人,很动容地评论道:“国士并非国师,这些知识人当不了国师,因为没有附庸于任何一个权力之下,像左舜生在两岸都有机会做官,当大教授大学者,都有机会影响实际政治,但他们选择做国士。”这种文化老人身上弥漫的胸襟和精神,恰恰是让梁文道念兹在兹的青春精神的另一种表现。

第一,所谓“保护”,主要的工作应该是“维护”,即维护母语的健康发展,使之能更好地为全体人民服务。

  他凭借多年专业领域工作经验,积极开展与企业的紧密合作,开发专业标准和实训中心建设;他严师带教,培养年轻教师,为学校培养高素质技能型精品学生作出突出贡献。

“80后”:

第二,一个开放的社会,它的语言必然也是开放的,其具体表现就是吸纳更多的外来语言成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交融。

  王培坚在教学中勇挑重担,承担了大量专业性强的专业课程,并在教学过程中融入大量先进教学方法和行业标准。他在音视频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结合社会需求,开设了数码摄影、数码音频处理技术、影视合成等专业课程。

叛逆成为青春的主题

第三,把当今汉语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都归因于英语的“入侵”,这显然有失全面和客观。

  为更好实现理论教学和实践相结合,课余时间他带领学生一起参与制作学校和社会承接的各种项目。项目实践活动不仅让学生提高了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责任心、交流沟通能力和团队意识。学生们都牢记他的座右铭:“做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别人做不好的事”,学习就是为了体现人生的价值。

青年文学家蒋方舟与在座的90后学子在年龄和心态上最为接近。当时的她以为自己不用高考就能被录取,高三之前的状态浑浑噩噩,每天看课外书、看纪录片和碟片,听音乐,从初一到高二一直不写作业。到了高三,蒋方舟把桌子搬到教室最后,背对讲台,每天最早到教室最晚离开,把自己彻彻底底训练成一个应试学生,不考虑文学,也不考虑写小说,每天就做数学题。后来精神有些崩溃。有一次回家与家人一起吃中饭,看了两眼电视,蒋方舟的父亲非常愤怒:“你都高三了怎么能看电视呢?”蒋方舟很生气把门一摔进了房间,她父亲听到摔门声也很生气,拿把菜刀砍门。最后是她的母亲出来劝和。因此在蒋方舟的记忆中,高三是痛苦记忆的凝结点。或许正因为高中生活的痛苦记忆,蒋方舟对大学生活充满了憧憬。

第四,英语不是“敌人”。实际上,汉语发展到今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不同民族语言吸收、融合的结果,其中就包括近代以来在不同阶段对英语的吸收与融合。

  他带教的学生都非常热爱自己的专业,喜欢学习专业知识,由此使学生们在实践过程中体会到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使中职学生的社会竞争力得到加强。他带教的学生在历年上海市“星光计划”职业技能比赛和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的成绩都一直名列前茅,多次获得一等奖。2011年他被评为全国职业院校金牌指导教师。  

可这种对大学的浪漫想象迅速地碰到了现实的灰色之墙。蒋方舟坦率地描述了她进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之后成为一个叛逆的问题学生的心路历程:“大学幻灭从军训开始,教官、老师乃至所有人告诉你要服从,而且不能过问原因。大一大二这种幻灭逐渐积累,有一门专业必修课,我每次都夺门而逃,后来老师说你不能这样。”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三学生蒋方舟应《看历史》杂志约稿,写了《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在信中她寄托了一些愤懑和不满,这封信刊出后,由于“出言不逊”,蒋方舟招致诸多非议,“简直成了学校公敌”。很多同学发很长的短信批评她,谩骂她,甚至有老师联合写信要求她退学。蒋方舟说,写信给清华抨击母校是她大学生活的转折点。之后的各方反应,以及一些长辈的劝导,不是加深了她的不满和格格不入,而是在和自己所处的环境逐渐达成一种和解。当时也有同学对她说其实跟她想的差不多,只是不敢公开发言,也有老师暗中鼓励,她觉得慢慢地找到了一些有类似想法的同道中人。“当我的孤独感逐渐缓解,并发现自己不是少数,我就逐渐认识到自己并非唯一的一个叛逆者。”在讲述完这段人生故事后,蒋方舟说青春不应太过顺利,相对于其他三位文化人所经历的理想主义时代,她说“我所怀念的是我未曾经历的往昔”。

当然,我们每个人以汉语为母语的人都应具有母语保护意识和自觉,但李明洁教授同时指出:“‘保护母语’的意识十分可贵,但是也要注意过犹不及。对待汉语教学,既要有热诚的态度,又要有科学的认识,不宜情绪化和行政化。”

离孩子近些,再近些

四个年代有着四种形态的青春,许纪霖说:“每一代都有自己的问题,几十年来学生的私人空间越来越丰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独立意识。问题在于,如何选择一种得体的方式,将自己的话语在公共空间中表达出来。”刘擎则说:“有句话说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我觉得在大学里再不单纯我们就老了。读书,发展爱好,让自己变成一个丰富的有情趣有创造力的人。”蒋方舟说:“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青春,我还在寻找答案。青春给我的感悟就是,很多事情其实是没有答案,没有解决办法的。世界并非完美,它在每一个瞬间又都是完美的。我不再去苦苦寻找未来的一个承诺,我只要接受每一个不完满的现在就好了。”梁文道更是语重心长地说:“大学是一个实验室,当人类不知道向何处去时,大学里这些青春的力量在探讨,因此不要让自己被太早限定。”

《人民日报海外版》 日期:2013年9月30日 版次:06 作者:董超

  了解孙丽萍经历的人往往感到诧异,她好好的德育主任不做,却主动提出调到地处城郊结合部的北蔡镇中心小学做一个普通的班主任。孙丽萍为的是圆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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