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藏》工程 蒐天下之遗籍 极百家之大观,‘新子学’学术研讨会

作者:文学    发布时间:2020-05-07 01:01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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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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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的历史灿烂而悠久。然而,近代以来的文学发展与传统文学之间出现了明显界限。这一情况在文学研究领域也同样存在:古代文学学者,无论进行小说研究或诗文研究,几乎均止步于近代;而现当代文学研究,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也绝大多数未将古代传统纳入研究之中。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刘晓军,则尝试以小说文体研究为契机打破这种界限,沟通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

在我国大力推进文化建设之际,华东师范大学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2014年4月12日在上海联合举行了“《子藏》第二批成果新闻发布会”,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及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130多位专家学者和领导出席了会议,新华社、中新社、《光明日报》、《解放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文汇报》、《中国科学报》、《新民晚报》、《文汇读书周报》等数十家媒体都进行了报道,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掀动了新一轮的“子藏”热潮。本版将有关发言内容摘要刊登,以飨读者。

自方勇教授于2012年10月提出“新子学”构想以来,关于“新子学”的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接踵而至,学界持续热烈讨论这一崭新的学术理念,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新子学”思潮。2014年4月12日-13日,“诸子学现代转型高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这次研讨会又是一次深入探讨“新子学”的学术盛会。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及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一百三十多位诸子学专家、学者汇聚一堂,为“新子学”建言献策,扎实推进了“新子学”建设与发展的进程。

  机缘巧合步入古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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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研讨会开幕之前,举行了《子藏》第二批成果发布会。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子藏》为“新子学”提供了厚重的基础,“新子学”将进一步推动《子藏》等新时代古籍整理工程的繁荣发展。在研讨会开幕式上,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基于《子藏》第二批成果的推出,对“新子学”提出了殷切的期望。他认为,“新子学”是《子藏》编纂过程中的重要理论结晶,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未来随着“新子学”理论的更加丰富和完善,势必为建构当代新学术作出积极探索,同时也为中国日后大规模开展的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理论创新的榜样,有助于共同繁荣中华学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许抗生也谈到:“我们在积极倡导的‘新子学’,就是为了发展子学传统,使子学精神薪火相传,历久弥新,并使‘新子学’这一理念与传统子学文献整理交相辉映,更好地为我们当前时代服务。”从两位学者的言谈中不难看出,“新子学”理念已逐渐得到深度认知和普遍认可。在这次大会讨论中,参会学者各抒己见,对“新子学”的发展历程、“新子学”理念内涵的界定、“新子学”未来发展前景的展望、“新子学”与社会价值的相互关系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

  古代文学研究似乎与刘晓军有一种命定的缘分。2001年夏,正当刘晓军打算报考研究生时,遇到了自己的高中老师。“那时接触到的信息很有限,就拜托他帮我列一些参考书目。后来老师寄来了文艺学专业的参考书,于是我就报考了湖南师大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子藏》工程 蒐天下之遗籍 极百家之大观

  “新子学”发展历程梳理

  未承想,就读文艺学专业后,导师却给刘晓军定了个地道的古代文学题目——《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研究》。3年后,相似的事情再次发生:考入华东师大文艺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而毕业论文却写的是《明代章回小说文体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 曹文泽

  回首“新子学”构想的首次提出到如今的蓬勃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一方面参与讨论“新子学”的队伍愈见壮大,另一方面“新子学”的发展脉络也愈加清晰。本次研讨会上,不少学者对“新子学”的发展历程予以了回顾与梳理,力求为当前“新子学”的构建与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

  虽然进入这一领域毫无规划,但研究古代文学所必备的专注与刻苦恰好与刘晓军的性格相契。坐“冷板凳”的过程中,他不断寻得乐趣,“发现、解决问题,这个过程本身就非常有趣,哪怕这个问题可能在别人看来并不能成为一个问题”。

2010年,华东师范大学整合文科院系和古籍所、图书馆有关力量,联合国内外相关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启动了《子藏》编纂工程。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负责此项工程的组织和实施,中心主任方勇教授担任总编纂。在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国家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中心先后推出了两批重量级成果。第一批成果《庄子卷》于2011年12月1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新闻发布会,并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时隔二年多,《子藏》第二批成果隆重面世,包括《鬻子》、《关尹子》、《文子》、《鹖冠子》等12个系列,共收入先秦至民国时期有关子学著作672种。《子藏》工程,蒐天下之遗籍,极百家之大观。在此,华东师范大学向方勇教授及其团队的辛勤工作表示慰问,向承担《子藏》出版任务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及子藏编委会同仁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子藏》工程的各位师友和各位朋友表示诚挚的感谢!

  三亚学院人文学院曾建华先生在发言中对“新子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的回顾总结。他将“新子学”的发展过程分为“‘新子学’理念的提出及其初步建构(2012年10月-2013年4月)”和“‘新子学’理论的全面建构和初步形成(2013年4月-2013年7月)”两个阶段。曾建华认为,经过“新子学”构想首次于《光明日报》提出、首次“‘新子学’学术研讨会”于华东师范大学召开、首次书面大讨论《“新子学”笔谈》刊于《文汇读书周报》、“现代文化学者如何认识和评价‘新子学’”的主题研讨会于上海大学举办等过程后,“新子学”第一阶段完成,其理念已初步形成。2013年召开的“‘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后,经傅璇琮等参会学者的深入研讨,“新子学”第二阶段完成,其理论体系得以全面建构。曾建华认为,“新子学”概念从无到有,并很快地渗透到文史哲等诸多领域,这不仅体现了方勇教授个人学术理念的前瞻性,更体现了学界同仁对子学未来发展方向的共同思考。“新子学”是学术界诸位前辈、专家共襄盛举的成果,对当前“新子学”的发展历程及理论建构进行必要的梳理和总结,必将进一步推动其发展。

  尝试突破小说研究“划段而治”

诸子百家之学的典籍,承载着古圣先贤的思想与智慧,是中华文化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习近平主席近日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时专门提到,先秦诸子百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诸子理念,不仅影响中国人价值体系的建立,也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从习主席的演讲可以看出,诸子百家之学在中华文化的传承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的重要意义。《子藏》工程的全面推进,为新时期子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厚重的基础,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双棣对方勇教授提出“新子学”构想以来“新子学”的发展情况进行了重温,他强调“新子学”的建立一定不能停留在某一层面上,必须与时俱进,并借鉴杂家思想中多元发展、兼容并收的做法。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谢清果、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宋洪兵等也从不同角度对“新子学”的发展历程及时代任务予以了说明。

  如果把中国小说文体的发展史比作一条河流,那么古代小说是其上游,现当代小说是其下游,二者本为一体。但在现有学科分类的格局下,研究者们往往“划段而治”,古代小说研究者不管其流变,现当代小说研究者不顾其渊源,于是便形成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各自为政,不相往来”的局面。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学科历史悠久,根基深厚。从20世纪80年代钱谷融先生引发的“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全国讨论,到90年代人文精神论争,再到新时期方勇教授引发的“新子学”构想的全国热议;从《古文字诂林》、《朱子全书》、《王国维全集》再到《子藏》,华东师范大学一直都是人文思潮的引领者,在未来要努力成为重要学术文化成果的缔造者。如今,《子藏》成果的相继问世,又为华东师范大学学术文化成果抹上了浓重的一笔。我们会以此为动力,整合聚集有效资源,进一步发挥学科优势,确保《子藏》项目的顺利完成。

  与会学者对“新子学”发展历程的回顾,较为清晰地梳理出了“新子学”的发展脉络,有助于形成对“新子学”历史与现状的准确认知,为日后参与“新子学”研究和建设的学界同仁提供了借鉴,并为全面深入建构“新子学”学术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基于这种现状,刘晓军开始了他的探寻之旅:古代小说文体最终走向何处?如果它已消亡,又是怎样消亡的?现当代小说文体最初如何产生?有没有从古代小说中汲取养分?如果有,继承了哪些基因?

我们相信,在社会各界力量的支持下,《子藏》项目一定能高质量地完成。盛世修藏,有益学林,传承经典,惠及后人。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子藏》项目的早日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早日实现而努力奋斗!

  “新子学”内涵界定

  “中国文学研究中有很多类似问题,我愿意以小说文体的古今演变为例,做一次沟通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尝试。”

《子藏》工程 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自“新子学”提出以来,其内涵问题,一直是学界热议的焦点。任何一种新学术的诞生,必定要对之前学界已成共识的旧理论框架进行解构、批判继承和再创造。“新子学”的内涵界定,是“新子学”发展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只有理性回归到其理论本身,方能到达夯实理论基础以致千里的理想效果。

  钻进卷帙浩繁的文本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李琪

  上海社会科学院、五缘文化研究所所长林其锬研究员提出,“新子学”的内涵实际上就是“新子学学科”的建设。林先生认为,在全球化、多元化和中国正在崛起、民族正在复兴的大背景下,构建“新子学学科”必须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做到新视野、新使命、新内容、新方法、新构架。而要完成这一目标,就需要面对历史、面对世界、博采百家,吸纳“综核众礼,发于独虑;猎集群语,成于一己”的杂家精神。林先生通过对《文心雕龙》和《刘子》文本的细致分析,从侧面强化了对传统子学本质属性的理解,其中特别是对《刘子》一书中有关诸子各家的分析,丰富了我们对魏晋时代学者关于诸子学认识的了解,为“新子学”理论的自我界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刘晓军在古代小说文体研究领域已浸淫近10年之久,2011年出版的专著《章回小说文体研究》系统梳理了数百年间章回小说文体称谓的演变史。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说激辩争鸣,造就了中华文化的第一次大繁荣、大发展。然而,西汉武帝以后,儒家学说长期占据文化、意识领域主流地位,其余各家或显或隐,发展极不平衡。到了“五四”时期,陈独秀先生曾云:“墨子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

  “新子学”理论的内在突破对象是传统子学研究,因此学术界面对的最主要问题是如何重新审视先秦诸子学原有形态和后世学术发展研究对于这种形态的异化和僵化,即如何重新认识、梳理传统意识中的“经”、“子”关系。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若晖着眼于经学和子学在早期历史中的复杂关系,提出经学和子学都是活泼泼的自由思想,在文体上也具有一致性,这就打破了长期以来认为“经”、“子”对立和截然二分的观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讨论中提到回归古典文本的脉络的方式方法问题时,李若晖表示,要坚决警惕不经意间现代观念的入侵和摆脱流行框架,回到思想的源发处的基本路径。李若晖教授以德性政治学为例,对以上观点进行了独到的阐释,给在场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教授严寿澂通过对“中国学术渊源与经子之别”的分析,提出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学与其他诸子之学并无本质上的不同,皆为“就现象加以研求,发明公理者”的观点,并进而认为今日倡导“新子学”者,宜祛除诸子与经学矛戟相向的谬见。李先生与严先生的观点是对之前有关学者认为“新子学”的本质就是以“子学”消解“经学”理论的再次思考和重新解读。显然,断然认为“经学”本质从伊始就是体制化和认定“子学”是对“经学”否定的观点有待进一步商榷。

  此前的研究积累使刘晓军清楚地意识到,进行中国小说的古今演变研究会很漫长,也很困难。他遇到的第一只“拦路虎”,便是庞大的阅读量。

对诸子百家之学的传承,离不开对诸子文献的系统整理与研究。《子藏》就是这样一项顺应当前社会文化发展需求,主动承担时代使命的、大型的文化建设工程。从大的方面而言,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除却对于“新子学”内涵中需要对早期经、子关系再认识的思想倾向外,还有学者对“新子学”回归“子学时代多元化”的认识提出了自身看法。东南大学哲学系教授许建良认为,儒家仅是诸子百家中的一支,我们当前最应该转变的是对于偏重儒家现实的认同,掀起自我认识的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韩星通过对汉初诸子复兴思潮与整合历史过程的论述,类比了现在所面临的学术、思想革新局面的相似性。韩星认为,国家、政体的一统、强大是形成学术、思想大融合的前提,各门各类的学术流派应该在服务政治教化需求基础上,形成一个一统多元的格局,从而达到“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汉书·贾谊传》)。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古籍所讲师刘思禾则认为,将“子学时代”冠以“多元化”的特性是不准确的,与起源于西方的、意味着观念和制度上保障差异性主体的合法共存的“多元”概念不同,子学如同经学一样,在其发生的时代都具备自我的强烈正统、异端意识,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多元精神。这就使得我们对于百家争鸣时代的整体性不得不做出更近一步的全面思考。

  中国古代、近代、现当代等不同阶段的小说文本数以千计,尽管在有限的时间内不可能全部读完,但“肯定是越多越好,掌握的信息量越大,论据就越充分,论点也越有说服力”。而如何合理选取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小说作品,这本身就是一个难题。即使研读了大部分作品,想要在历经几千年发展的小说文体中找到演变痕迹也殊为不易。

1.对国家文化建设而言,《子藏》可以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盛世复兴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标志。《子藏》作为一项国家级的重大文化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价值可比《四库全书》,充分体现了盛世修藏的时代特点。《子藏》工程的出版,为学者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必将大大推动海内外子学研究的发展,为治国安邦提供更多的政治智慧,为文化强国建设增添光彩。

  “经学”与“子学”的概念是西汉初年对于战国时代思想、政治、文化形态的一种总结。这种总结一方面最为贴近春秋战国时代的原始面貌并为后世确立了主流的意识中枢;但另一方面,其本身就是基于当时官方权威的政治意识指导之下的产物,具有一定自我的立场。因此,在全新的世界性思想背景下,在近代兴起的科学方法的帮助下和多种人文学科的共同作用下,我们能否在思想传统中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先秦诸子学的原始形态面貌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如何确定早期经学的性质,以及早期经、子关系,是厘清子学传统概念的关键所在,更是界定“新子学”如何对照“旧传统”创新的关键所在,而上述诸位学者的深见无疑给“新子学”和当代学界提供了宝贵、独到的方法。

云顶娱乐官方网站,  “读《西游记》,以前最关心为什么妖怪都喜欢吃唐僧肉,现在关注的则是升天入地的时空设置、九九八十一难对小说结构的影响等问题。”刘晓军笑称,令人神往的审美体验在逐渐消失,更多的则是理性思辨。“当然,每当有了新发现,还是非常开心的。”

2.对上海文化建设而言,《子藏》是上海市社科规划办立项的重大课题,是上海市文化建设的大手笔。作为一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基础性、创新性、带动性的集大成之作,它充分体现出上海市各界对习总书记倡导的文化强国梦的积极响应和对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号召的高度重视。《子藏》应该成为上海市文化建设标志性工程,它也将为巩固和提升上海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的领先地位,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与支持。

  “新子学”发展路径与展望

  探寻小说文体演变轨迹

3.对华东师范大学学科建设而言,《子藏》工程带动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科建设,增强华东师范大学的科研实力,提升华东师范大学在全国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术地位,已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的一张金字名片,近年来社会各界对它的高度关注,正是此点的充分体现。

  “新子学”概念是在批判继承传统子学的基础上提出的,它的面世不仅宣告了当代诸子学已处于转型发展时期的历史现实,同时也对未来学术范式的整体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子学”未来将如何发展,这面文化的大旗将引领当今学术走向何方,是与会学者讨论的又一热点。

  经过深入思考,刘晓军尝试从小说观念的古今演变入手展开研究。小说观念的不同,正是现当代文学研究者认为小说是“舶来品”的重要原因之一。与现当代通常所说的小说概念不同,叙事并不是古代小说的第一要素,虚构也不是创作的必要前提。“最早的‘小说’并非特定的文体概念,而是一种类型概念。直白地说,就是指小道消息、野史传闻之类不登大雅之堂的言辞。它与今天的‘小说’概念在外延上有许多重合,但内涵并不一致。”

《子藏》工程 为国家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方勇教授在大会开幕致辞中提出,“新子学”要打破旧体制,实现跨学科发展。他认为,打破学科局限,凝聚研究力量是诸子学研究完成自我突破的重要方法,以往的研究受制于学科体系差异,学者之间来往不多,研究方法相对单一,对诸子学的自身发展十分不利,而“新子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在汇聚多学科学者的方向上下功夫。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孙以昭提出,“新子学”的发展要做到“三新一全”,即观念新、视角新、方法新、资料全。孙以昭特别强调,传统子学本身就是跨学科、多学科的作品,只不过在后世学者的专项研究下失去了原本的全面性。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锺陵对这种强调“大文化”、“大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及目前诸子学研究环境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表示赞同,他也认为多学科、多角度的归纳、分析,可以发现前人有所忽略的学术问题,由此才能实现对前人成果的有益补充。韩国圆光大学校教育大学院姜声调教授同样强调了这一问题,他将跨学科研究作为“新子学”发展的关键点所在,并作了细致思考,认为应该把跨学科的理念从现代分科体系延伸到整个传统学术脉络中去,这一想法与孙以昭教授对诸子学原生形态的强调颇为相似。但究竟怎样定义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是某位学者的研究方法?还是诸子学整体的研究格局?这是未来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话题。

  刘晓军还试图理清小说文体形态的变化,从而使小说古今演变的轨迹变得清晰。“以章回小说为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传统小说都有回目、套语。而这些要素在现当代小说中消失了,所以很多研究者认为,现当代小说的文体形式与中国传统小说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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