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图为华师大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在整理毕业证书,  在王元化生命的最后20年中

作者:文学    发布时间:2020-05-05 10:56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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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俞吾金因脑肿瘤医治无效,于10月31日凌晨5时在上海华山医院去世,享年66岁。

  《文学沉思录》、《思辨短简》、《思辨随笔》、《清园近思录》……在王元化先生的着述中,“思”是一个不曾离开的字眼,也是他身体力行秉承的信念。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未曾停止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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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微博在2014年6月8日停止了更新,在最后一条微博中,他写道:“中国人法律意识淡薄,可见诸于文字。如“集思广益”这个成语,只考虑要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却未考虑每个人拥有的知识产权应该得到尊重。同样的,上级部门在举行思想调研会时,是否意识到也有一个尊重与会者的知识产权的问题?其实,这也是人权的具体表现形式。”

  在王元化生命的最后20年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与他交往丛密。谈及元化先生,他直言,晚年的王元化偏爱“思”与“反思”二词。“他将反思视为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视为自己的生命本性。诚如有学者评价,反思对于王元化而言,不仅是一种思考方式,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这种方式未必不是痛苦的,因为反思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曾经自以为是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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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31日5时,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俞吾金教授去世。早上9点多,早报记者来到华山医院6号楼17层,俞吾金教授的家人、学生、同事还在跑前跑后地忙碌着,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疲惫地坐在走廊的沙发上,直到学生招呼他回家休息了才离开。2个多小时后,早报记者再次拨通他的电话时,他还在忙着老同学的身后事。俞吾金教授的同学、故交、师长对他的辞世,感喟不已。

  婉拒奖项 淡泊名利

  9月18日,本报刊登了《400多份因战乱未领走的毕业证亮相》的报道。经过华师大档案馆的仔细梳理,本报今明两天将刊出500份毕业证书的主人名单及毕业学科,希望找到这些尘封六七十年的毕业证书的主人。大图为华师大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在整理毕业证书。小图为1950年华师大(大夏大学)的毕业证书。

  他刻苦到对自己严苛

  王元化1920年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知识分子家庭,在清华南院度过了童年时光。

  在整理抗战史料的过程中,华师大档案馆意外发现了一批没有领走的毕业证书,数百份因战乱而没能发放的毕业证书意外重见天日(本报9月18日对此予以了报道)。经过仔细梳理,500份毕业证书的主人名单、毕业学科现已全部罗列而出。今明两天,青年报刊出完全名单,希望找到主人,帮助这些承载着民族兴衰记忆的毕业证书回到自己真正的家。

  1948年出生的俞吾金称自己是“66年的高中生,77年的大学生”。在恢复高考后第一代大学生中,俞吾金相对算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位。童世骏教授说,“俞吾金作为77级大学生,在这一代学者里很具有代表性,在进入大学前,他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当时,就读于上海光明中学的俞吾金,原打算考医科大学,“文革”的爆发中断了他的这个梦想。1968年,他被分配到上海电力建设公司做安装工人。工作之后的俞吾金,先到四川攀枝花参加当地发电厂建设,一年后回上海。后来,他又相继参加了高桥热电厂、江苏望亭发电站和金山发电站等电力工程的建设。俞吾金一共在上海电力建设公司工作了10年,前五六年在一线当安装工人,后因他的文学功底比较好,喜欢写作,就被调到宣传部门搞宣传。童世骏教授对早报记者说:“他一直说自己被‘文革’耽误了,所以时间紧迫感比我强,也比我更为勤奋,更为成熟。虽然他很早就在学术界有一定地位和影响了,但他从未停止思考,始终勤奋如一。”

  1935年,在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后,王元化投身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负责编辑《奔流》、《奔流新辑》、《展望》、《地下文萃》等刊物。解放后,王元化历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文学处处长、中国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负责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曾任上海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签发单位、式样

  童世骏教授在10月30日还去华山医院见了俞吾金最后一面,“我们从本科时就认识了,因为都是77级大学生,他比我年长近10岁。当时复旦大学的哲学活动多一些,所以,华师大哲学系的同学经常跑到那里去。读哲学的同学本来就不多,所以大家交往也比较多。而且,复旦大学哲学系这批博士生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是我的老师——华师大哲学家冯契先生,所以无论从学生层面还是导师层面,我们都相识已久。在学术成长期,尽管我们是两个大学的学生,但我和俞吾金或者说我们这批哲学系学生,就像同学一样。”

  在王元化看来,自己是一个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共产党人。他在一封私人通信中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入党已逾半世纪,自愧未尽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责任。在今风雨飘摇世势中,没有做出自励励人的工作,以至每当梦回之际,难以入寐。”

  随年代变迁它们悄悄变化

  1977年,俞吾金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他曾回忆说:“我当时报的第一志愿不是哲学。我填的志愿依次是新闻系、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俞吾金当年的同学还有张汝伦教授、吴晓明教授等。张汝伦教授对早报记者说,他和俞吾金三十几年同学,对于他的刻苦印象最深,他刻苦到对自己严苛的程度。“俞吾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把自己关起来,据说还贴了条,除吴晓明谁都不见。硕士班时,俞吾金是班里年纪最大的,看书争分夺秒,时不时在书上写批注。”张汝伦教授对早报记者说,这一周不断有消息说俞吾金的身体不好了、更不好了,“我有心理准备,但是今天早晨确切消息来了还是受不住。”

  王元化为人低调淡泊。许纪霖向记者回忆说,上海文学艺术奖其实早有意颁给王元化,却被他几次婉拒。“最后是华东师大多次动员,先生才‘勉强’接受。”2006年,在接受上海市学术贡献奖时,王元化留下了这样一段感言:“我是一个用笔工作的人,我最向往的就是尽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留下一点不媚时、不曲学阿世而对人有益的东西。我也愿意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做到: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

  岁月年轮的行进中,这些质地甚好的硬卡纸早就溢满了旧时光的氤氲,却依然掩藏不住那一种熠熠生辉的跃动与庄严。

  1960年代就开始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工作的刘放桐教授,是俞吾金的老师。在刘放桐眼里,俞吾金做学问的刻苦,同辈中无出其右者。“他这个人是分秒必争的。不仅是学生时代,就是在工作以后,直到生病前都是这样。出差坐飞机,他也不休息,从来都是在看书。”在刘放桐看来,这是俞吾金能够在“人才辈出的时代仍然出类拔萃”的重要原因。

  沉思悟道 学思双修

  一张1937年大夏大学的毕业证书上,印刷精致的蓝色条纹框子里,是竖排繁体文字以及当时从右向左的行文习惯。毕业证书最上方,有着当时国民政府的印记——孙中山的头像左右两侧分别是国民党党旗以及中华民国国旗。文字都是印刷的,但所有学生的名字都是毛笔字手工书写……

  曾参与“六君子事件”

  王元化晚年的“反思”,让其“悟道”。许纪霖说,当年请王元化为《杜亚泉文选》写序。谁知看后,他激动不已。“不久他给我打来电话说:‘小许,那个杜亚泉不得了啊!我们今天正在思考的问题,他那个时候都想到了!’”1993年的夏天,沪上酷热,王元化打着赤膊,逐字细读杜亚泉与五四时期的思想文献。3个月以后,写就了引起轰动的长篇论文《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

  “学生的毕业照拍得很好,看得出大家都很重视,有的是学士服的全套行头,有的是考究的侧身证件照,显得身型轮廓更加立体。”华东师大档案馆馆长汤涛一边翻着毕业证书一边轻声说道。

  因轰动哲学界的“六君子事件”,复旦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教研室没有留俞吾金任教,刘放桐就把他留在了自己主持的现代哲学研究所。对于“六君子事件”,刘放桐记忆深刻。1983年秋,一个有关自然科学和哲学方法论的全国性研讨会在桂林举行。“当时我们复旦哲学系去了6位研究生,包括谢遐龄、吴晓明和俞吾金(6人为俞吾金、安延民、吴晓明3位硕士生和谢遐龄、陈奎德、周义澄3位博士生)。他们写了一个《认识论改革提纲》,对当时国内流行的教科书体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刘放桐回忆,当时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处在过渡时期,在哲学领域,国内整体气氛还比较保守。后来风气好转,6个人中只有安延民要求调回北京老家,没有留在复旦任教。

  王元化的一生波澜起伏,是历史的重要见证人。许纪霖为此多次劝他写回忆录。他却回复:“我自省不行,但老了、僵化了,也还是得学、要学。苟一息尚存,此心不死。目前我仍在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回忆录尚未考虑。”其所提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正是1993年以后陆续发表的重要反思文章。对于思想与学术的分离,王元化亦是非常担忧。他深知思想与学术,合则两美,分则俱伤。缺少思想关怀的学术,无异工匠手下的雕虫小技,而匮乏学理基础的思想,又会流为游谈无根的概念口号。几经思虑,王元化提出了“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的主张。也因此,学术界有“南王(元化)北钱(锺书)”之誉,思想界也有“南王(元化)北李(慎之)”之称。尽管这两种说法并不为王元化本人所接受,却也证明了其学思双修的境界。

  这些毕业证书的签发单位分别是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其中,最早的一份是1926年,最晚的一份是1951年。由于跨越了新中国成立的时间轴,毕业证书的细节设计部分最能说明时局的变迁。

  华东师范大学的赵修义教授也是俞吾金上一辈的哲学学者,他直到1990年代才开始认识俞吾金。不过,很早之前,他就从冯契先生那里知道了“六君子事件”,“当时冯先生一直尽力保护他们。”在赵修义教授看来,俞吾金教授早在上世纪80年代研究生在读期间,就对流行的教科书中的一些陈见提出质疑,力求创新,推进了哲学界的思想解放。   

  许纪霖坦言:“王元化对尊严二字看得极重,他对人的尊严也格外敏感。那句‘精神的力量是不可低估和小视的’成为他终身的座右铭。我将他称之为文化托命之人,对于被启蒙的中国文化的延续,元化先生始终充满着责任感。”阅读原文

  在此番找到的毕业证书中,1949年以前的印章是中华民国的“教育部印”,而之后的则是“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印”。“因为那个时候上海是属于军政管理时期。”汤涛解释说,“解放后毕业证书则是红框黄底,底印‘为人民服务’五个红色大字。”

  俞吾金自己后来回忆,“出了这件事以后,学校党委书记几乎每周找我们谈话,要我们认识自己的问题。其实,他也想借此保护我们。过了一段时间后,政治空气好转了,学校里打算把我们6个人都留下来。其实,我当时考虑到学校里不能留了,决定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工作,经过联系,他们基本上也接受了。当然,我的第一愿望还是想在大学里做教师,所以我还是决定留在复旦大学哲学系,被分配在现代外国哲学教研室。”

来源|文汇报 记者|徐维欣 编辑|戴勇

  九江、庐山再到贵阳

  “他是马克思研究领域最早的那批思想比较开放的学者。后来国外学者编辑当代中国哲学家文库,上海只有他、吴晓明和我的三本书。”按照刘放桐的看法,在当时,俞吾金扮演了“开风气之先”的角色,“他认认真真做学问,不是跟风派”,不是风气保守就说保守的话,“也不是盲目追赶潮流的”。对于俞吾金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刘放桐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最初由钱伟长提议的《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项目,其中哲学卷(尚未出版)的编入人选中,1993年后的博士生导师只有俞吾金一个。另外一个事例是,长江学者的评选,原来只有理工科,在把人文社会学科纳入进来之后,俞吾金是第一批当选者,而且是哲学领域的第一人。“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当时的年龄上限是50岁,俞吾金是超龄,超了3岁。”最后俞吾金能够当选,在刘放桐看来,很能说明他的学术成就和地位。

  战火年代它们“颠沛流离”

  挑战大家习以为常的观点

  若不是此次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整理相关史料,大概这批毕业证书还不会如此大规模的重见天日。

  “他除了在学业上非常勤奋外,还不断思考社会、文化、思想界的问题,对社会始终保持关注,不断提出问题。”赵修义教授对早报记者说,“他不是纯粹书斋型的学者。”

  战乱年代,华东师大前身——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的校园遭受日寇轰炸。“不能冒炮火之险,以断送国家之元气。”在校领导的决策之下,大夏大学开始了西迁。1937年,包括部分毕业证书在内的一批资料档案,用防水的油布仔细包扎起来,存放在铁木箱中,搬上了西行的大船,溯长江北上直抵九江,随后由人力转运至庐山牯岭镇,抬进了校方在当地租赁的办公楼里。

  俞吾金走出学院、踏入公共领域的第一步,也许就是担任复旦大学辩论队教练兼领队,带领学生赢得了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的冠军。当时,辩论队的顾问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王沪宁。那场1993年的狮城舌战,让很多人记忆犹新。“那次辩论赛回来后,俞吾金和王沪宁教授共同主编了一部书《狮城舌战》。

  就这样,这批毕业证书从日军轰炸的上海辗转来到庐山牯岭镇,后来又因烽火战乱,西迁至贵州的贵阳和赤水,直至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9月回迁上海。

  而在童世骏教授看来,当年让俞吾金来担任教练一定是会成功的。“在辩论这方面,他有天分,有训练,所以他来做教练一定会成功。”童世骏说,“俞吾金是个好辩的学者,他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有时候也会让我们觉得他的好辩有些‘过分’,他会挑战几乎所有大家习以为常的观点。我想强调的是,他非常警惕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他认为,我们的哲学都是讲批判的,他身上的批判精神和怀疑主义很强。”

  时隔六七十年

  当年辩论队的队员蒋昌建回想起20年前的教练俞吾金,对早报记者说,“当时对他有些害怕。”蒋昌建回忆,当时俞吾金教授参加了所有的选拔环节,在选拔过程中,他不像其他老师和评委那样言辞犀利,“他通常是在角落里记下些什么,给人深不可测的感觉。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个角落中的教授将来会成为我们的教练。所以一听到俞吾金做我们辩论队的教练,还是有些害怕的。”蒋昌建所说的害怕是指“俞吾金教授会敏锐地指出每个人的知识漏洞”,“我们每个人毕竟还是有学术虚荣心的。”

  它们大多奇迹般完好无损

  童世骏教授认为俞吾金是个好辩的学者,蒋昌建也表示同意,但他认为,俞吾金教授的好辩体现在,不断指出他们的学术盲区,“他抛出一个问题,自认为我们的知识面应该能触及,但实际上我们没有时,他会表现出遗憾、惋惜。”当时的训练,蒋昌建坦陈是填鸭式地填补知识盲区,“他在人文社科领域的造诣很深,只要有问题,他就能告诉我们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他会精准地告诉你,在谁的哪本书上,在什么位置有什么话。”

  那些年,师生流离失所,部分毕业生连毕业文凭都来不及领取。然而,他们始终不屈不挠,爱国护校,不少学生甚至投笔从戎,舍身杀敌,为民族解放事业立下功勋。

  赵修义教授对早报记者说,“他比我年轻,是77级学生,但在学生时期就发表了很多东西。其实在学术上,他还可以继续往前走。”这也是刘放桐教授感慨的,“才66岁,太早了。”而在童世骏教授看来,“我想他最遗憾的就是不能思考和工作了。”阅读原文

  如果,这些毕业证书的主人还健在,那他们一定不会料到,属于他们的那张毕业证书,并没有毁于战火,而是在华东师大档案馆的库房里妥妥地安放着。不同年份的毕业证书被一捆捆用牛皮纸包裹着,尘封在校园的档案馆里,最早的至今已经足足77年了。

来源|东方早报 记者|石剑峰 徐萧 罗昕 编辑|戴勇**

  证书中,大部分完好无损,但也有部分毕业证书边缘已然焦黑,有的照片部位则还遗憾地长着霉斑了,应该就是上船受潮等缘故所致,这大概也正是所谓光阴留下的故事与印痕。

  “过去,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是上海滩著名的私立大学,具有严格的治校理念和管理措施,在档案方面富含强烈的管理意识,学生学籍和学校文书档案保存得非常妥帖和完善,给华东师大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财富。那个时候学校可是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管理和看待。”汤涛对此印象颇深。

  整理公布500大名单

  希望寻到它们真正的主人

  事实上这些天来,工作人员已接到大量咨询电话,更有市民直奔档案馆。不过,由于此前没有公布名单,在许多寻找毕业证书的人中,成功率并不高。查询者中很多都是孙辈,他们也是凭着祖辈点滴回忆希望前来找到一个完美的结局。

  今天,青年报刊出华东师大档案馆整理出的这份名单,希望找到主人,帮助这些承载着民族兴衰记忆的毕业证书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如今的信息相比之曾经的大海捞针已经能十分精确,名字、毕业学校、院系及籍贯一目了然。“我们也将通过校园官方网站公布完全名单。”汤涛坦言,鉴于部分证书尚未经教育部正式签发,因此并不能视为有效的毕业证书,故此次对外公布并希望寻找到主人的毕业证书起止年限为1937至1951年,总计500份。

  以大夏大学首任董事长、第二任校长王伯群为例,“文选”为其名,“伯群”为其字。因此,馆方还是特别提醒说,过去的人可能用名也可能用字计入学籍,因此,当事人尤其是后人在寻找毕业证书前,最好能全面了解和掌握相关人员求学时代曾用名等情况。

  “发现档案时候我们很欣喜很意外,当然,如能将之送交到真正主人的手上,那一刻,我们会是最开心的,这是一份他们应该得到的荣誉和纪念,也是记忆里珍贵的财富。”华东师大档案馆副馆长魏明扬说道。

  领取启事

  今天,青年报在此先刊出大夏大学(1937-1951年)未领取毕业证书毕业生名单。如果您是毕业证书的主人,抑或您曾听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说起过当年在大夏大学、光华大学求学却没有领取毕业证书的往事,那么,不妨在这份“寻人名单”找找看。欢迎知情者第一时间与青年报联系021-61933111,@青年报(微博、微信)同样在此守候。

  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联系电话为:021-62232294(周一至周五)。电子信箱:chadang@mail.ecnu.edu.cn

  领取证书前,证书领取人请准备相关有效身份证明,若委托直系亲属代领,请准备委托书和亲属关系证明,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审核后,将通知前来领取。证书领取自公布日起一年内有效。阅读原文

  大夏大学未领毕业证(前排为学生姓名,后排为学科,共42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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