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独特的个人经验转变成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故事,这也使先生成为上海文化记忆中的英雄

作者:文学    发布时间:2020-05-03 21:33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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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微信上阅读会消解纸质阅读的快感吗?”“当代靠想象来虚构的乡土文学和之前依托经验构建的文学是否让情感和叙事分离?”  11月29日,由上海市社联和文汇报社联合主办的“文学与我们的生活”演讲季第三期现场,两位主讲嘉宾——作家、上海作协副主席孙甘露作了《情感与故事》演讲,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对《迁徙与阅读》作了百科全书式评析,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7所沪上高校的学子通过提问表达了他们对文学创作源头的关切,以及对于当下阅读环境的思考。

  今年是法国女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艺术家玛格丽特·杜拉斯诞辰一百周年,这位伟大的女作家的作品包括40多部小说和10多部剧本。杜拉斯的一生是不停创作的一部小说——酷热、暴风雨、酒精、狂躁、对话和爱情。

  王元化先生是上海文化界的旗帜性人物之一,昨天是他冥诞94周年纪念日。王元化先生逝世已经六年,在他冥诞94周年的前夕,华东师范大学ECNU-UBC思想论坛在上海新华书店静安店,举行了一场“知识分子:文化托命之人”的沙龙,邀请了三位与王元化生前有密切来往、并对王元华先生有深刻研究的学者:许纪霖、胡晓明和夏中义教授,回忆与王先生交往中的精彩轶事,畅谈从王国维、陈寅恪到王元化、汤一介这样的大师是如何担当着中国与人类的文化天命,成为“文化托命之人”的。

  把独特的个人经验转变成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故事

  值杜拉斯百年诞辰之际,由华东师范大学主办,南京大学、国际杜拉斯学会、译文出版社联合协办的杜拉斯国际学术研讨会“杜拉斯神话:跨越时空的百年”日前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这也是在中国举办的首个杜拉斯国际学术研讨会。

 “王元化先生是上海文化界的一面旗帜。”许纪霖认为,纪念王元化先生,是因为一种“内心的刺激”,要重建中国文化,“就应不断地回到传统,回到我们的前辈与老师,在他们已经奠定的伟大传统里继续我们走向未来的脚步。”

  什么是创作的动力?孙甘露和罗岗主打不同话题,却不约而同从“离别”谈起。孙甘露以热映电影《星际穿越》捧红的诗歌《不要温和地走进那良夜》开启话题,历数狄兰·托马斯、雷蒙德·卡佛、阿城、奥登、苏轼等中外文学大家对“亲人离世”的表达。孙甘露认为,人类在承受感情变故时的心理消化过程,在文学创作上往往有集中而微妙的呈现。好的写作,往往把真切独特的个人经验转变成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故事。  

  六国学者共议杜拉斯

 “五四”精神之子

  罗岗则将“离别”作为现当代文学创作源头来考察。他选取中国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特有的迁徙历史,讲述作家在新旧世界夹击中展现出的体验和反省。他表示,今天的作家已远离迁徙,阅读成了创作的重要支撑,讲述他人故事的方式产生了改变,这也是留给写作者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

  本次研讨会以杜拉斯对现当代法国作家的影响、杜拉斯的自传体小说和多元化写作、杜拉斯在中国的翻译、接受和继承为主要议题,来自法国、英国、日本、泰国、巴西和中国六个国家的学者,全程以法文进行研讨和交流,分别从文学、翻译、哲学、美学等多种角度,对杜拉斯这位20世纪法国文学史上独具特色和魅力的女作家进行全面的解读与剖析。

  夏中义:我和王先生很早就相识了,但真正有较多的来往是从2004年开始的。我曾写了一篇关于王先生的研究性文章,得到了先生的好评,进而得到拜访的机会。初次见面的每个细节至今还历历在目,我对先生说他的生日很好记,比五四运动小一岁,比中国共产党大一岁,而先生也自称是五四运动的精神之子。

  碎片化阅读与纸质阅读可以兼得  

  国际杜拉斯学会副会长卡特琳娜·罗杰斯和杜拉斯学会副会长若埃尔·巴杰斯-班冬女士分别以杜拉斯在法国当代女作家中的继承以及杜拉斯文学与电影中的空间为主题作了重要的学术发言。多米尼克·德·加斯盖分析了杜拉斯戏剧和电影中音乐所扮演的作用并做了配乐朗诵,关美玲回顾了《广岛之恋》的拍摄现场,杨·梅维尔和多米尼克·维尔诺夫从杜拉斯对自然和景物描写来窥探作者写作的动机,卡特琳娜·戈德斯曼和格拉泽拉·罗雷阿诺从叙事时间的维度分析了杜拉斯创作的特色,赛扬·达恩克鲁姆从罗兰·巴特、德里达和克里斯蒂娃的理论出发,重读了杜拉斯以一起真实发生过的杀人案为蓝本创作的《英国情人》。

  先生认为自己从1992年开始的著述价值最高,并称其为生命中的第三次反思,这也使先生成为上海文化记忆中的英雄。先生留下的思想遗产中有两个命题极其重要:第一,他认为卢梭《社会契约论》影响了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第二,他对以陈独秀为符号的激进主义的政治伦理人格的四个特点进行了反思。对《社会契约论》的反思,把中国近代的激进思想追溯到卢梭,这一百年来,没有比激进主义对中国思潮的影响更为深刻的,它影响到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影响到了知识分子的灵魂。我们应该思考先生思想遗产的根基在哪里。

  高校学子构成了听众的主体,在提问和对话阶段,他们接连抛出对新旧媒体阅读环境的困惑——碎片化传播对深度的经典阅读会造成怎样的影响?纸质书会消亡吗?诗歌是否面临困境?  

  研讨会还邀请到杜拉斯作品的知名译者马振骋、徐和瑾和王东亮,他们分享了翻译杜拉斯作品的切身体会与心得。而同时作为杜拉斯的重要译者及研究专家的袁筱一教授和黄荭教授则分别探讨了杜拉斯自传体小说和疼痛主题以及2014年杜拉斯在中国受到的关注及其所带来的多维度的社会文化影响。

  许纪霖:1987年我在《读书》和《走向未来》上面发表过几篇关于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化的文章,王先生看到我的文章颇有谬赞,便通过他的学生约我见面。王先生与我父亲同年,算是我的父辈,我一直视王先生为自己的“精神之父”。

  在孙甘露看来,两种方式的阅读并不冲突。“新媒体时代来临是必然趋势,我们要积极适应和转型。况且很多时候,内容并没变,只是载体发生变化。其中的影响是否正面,主要取决于个人能否善于利用时间,以及内心是不是有这种求知探索的自觉意识。”

  此外,一批专注于杜拉斯研究的青年学者解华、郑理、杨柳、白睿、董智红、邓冰艳也积极参与了会议的发言与讨论。

  王先生很长一段时间把五四精神看作是自己的生命,但他在晚年的时候对“五四”和中国革命都有深刻的反思,试图寻找“五四”和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王先生是一个反思性特别强的人,这与有些学者不一样,他一直在反思自己的选择是否经得起理性的追问。

  身为思南读书会发起人之一的孙甘露认为,一旦将追求心灵提升融入到生活方式中,也就不用担心人类会轻易被工具所异化。主持人、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王为松则以《奥登诗选》竞选图书销售十大排行榜为例,呼应了孙甘露“诗歌创作很活跃,但传播略有困境”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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