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纵然也是立时文化艺术中最有深度的后生形象之一,个中除吕思勉、周老河口、素书堂三四先生的书外

作者:文学    发布时间:2020-04-30 09:05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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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我插队的那个偏僻荒凉的乡村,那些看上去愚昧、木讷的农民,他们是世界上最淳朴、最善解人意的。有人对我说:“你是一个不说话的人,看上去脑子好像都有毛病,但只要拿到一本书、一份报,甚至只要是拿到一张有字的纸,你就变成另一个人了。”

  众所周知,出版于抗战时期的《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40年)是钱穆一生中最重要的史学代表作,是一部享有盛誉的中国通史著作。这部通史著作上承夏商周三代,下迄20世纪中叶,纲举目张地叙述了中国历史的演变发展。该书一经出版,便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为大学用书,全国风行,可谓20世纪现代史学家所撰中国通史中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在《国史大纲》发表后的近一个世纪内,赞其者曰“胜义纷陈”、“千载只眼”,于家国危难之际凝聚民族精神。另一反面,批评者的矛头则多指向其替专制政体辩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过分保守乃至自恋。两造观点可谓针锋相对,至今仍有争吵。  值此钱穆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澎湃新闻整理汇集部分现当代历史学家对《国史大纲》的评价,以兹纪念。

  长江商报11月3日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18届学术年会上周末在汉举行,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白烨、陈晓明、孟繁华、杨早、贺绍俊、张清华、於可训、李俊国等30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多向度分析当代文学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问题。   年会每两年一次,本届主题为“文学新变与文化自信”,专家学者在坚守人文立场的基础上观察、研究新的文学变局。分议题则囊括中国当代文学前沿热点理论问题,包括莫言的文学创作及当代文学评奖机制、当代文学经典与热点、网络文学的主体性问题等。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在开幕致辞中说,当下的文学进入了一个凝聚着新力量,混合着新关系,含带着新元素的文坛新常态。这样盛况空前又经纬万端的情形,用“群雄竞起”、“众生喧哗”形容,再合适不过。但这当中,谁是真正英雄,谁是时代强音,需要反思和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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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宝亮:思考现实的能力缺失更要命

赵丽宏

《国史大纲》

  评论家认为,当前中国的现实生活复杂缤纷,作家们不能不关注它。大部分与会者也意识到,中国小说创作看起来正走进当下社会现实,但细究这些作品反映现实的角度、方法,建构起来的现实图景等,当中尚存在许多缺憾。   为何这些直面现实的作品不能给人艺术的震撼?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郭宝亮认为,主动体验现实生活能力的缺失,导致很多作家只能叙写自己熟悉的过往和身边琐事,“人们把余华的《第七天》说成是‘新闻串烧’,就是因为它严重缺少那种生动的、来自生命体验的细节的现场感,很多故事细节都是以主人公杨飞听闻的方式串起来的”。   另一原因,则是作家思想现实问题能力的缺失,这更要命。郭宝亮说,多年前王蒙提出,作家应该研究点思想史和社会史、作家应该是学者型。这一观点今天看来依然意义深远。作家格非对《金瓶梅》从思想史和社会史角度的研究,乃至对晚明社会文化的研究,使得他能够在思想史的脉络上打通古今,进而洞透当今现实许多症结,因而他的小说《春尽江南》《隐身衣》才有了思想深度和广度,这对我们探求作家面对现实的窘境很有启发。   “文学要重新与青年建立起应有的关系,首先要塑造与这个时代青年生活有关的青春形象。”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孟繁华认为,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心理、氛围和潮流都是由青年来担当。中国新文学自诞生开始,一直有着“青春”的形象。它是《新青年》、是“呐喊”和“彷徨”;是“大春哥”、“二黑哥”;是犹疑不决的蒋纯祖;是“组织部来的年轻人”,是梁生宝、萧长春,是林道静和欧阳海;是“回答”、“致橡树”和“一代人”,是高加林、孙少平以及知青形象、右派形象;当然也是“顽主”,同时还有“一个人的战争”等。   不过,1990年代以后,文学中的青春形象逐渐模糊甚至退隐。另一方面,那些有深度的经典作品,仍受欢迎。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库切的《青春》、菲尔·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仍是核心读物。李师江、娜彧等当下青年作家,书写这个时代青年对生活认知的无聊、无意义甚至绝望感,作品塑造了大体相同的“多余人”形象,这虽然也是当下文学中最有深度的青春形象之一,但严肃文学日益小众化,它们难以被更多青年读者接受,“更多青年在践行作品人物的生存状态,而书写他们的作家作品却无人问津。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文学生活”。

  我人生最灰暗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1968年,我在上海的中学毕业后,经历很曲折坎坷,先是在宜兴学了半年木匠,尝到了寄人篱下的滋味,后来到家乡崇明岛上插队落户,当年的政策,我这样的插队,叫做“投亲靠友,回乡插队”,那是当时的知青中社会地位最低的、最没有前途的一种选择,这是我去了崇明农村插队以后才感受到的。

“一代词宗”夏承焘读完后意欲投身史学

徐肖楠:资本化年代,生活逻辑直接决定文学逻辑

  但我必须得到乡下去,否则我的父母在上海天天要被工作单位批斗,说他们破坏“上山下乡”的政策。我们那一届,1968年毕业的所有学生,无论是初中生、高中生,还是大学生,只有一个选择——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学生去了农村后还可以安排一份工作,我们这些中学生去后就是要我们一辈子在乡下当农民。我当年也曾报名要去黑龙江,但没有被组织上批准,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不能去那“边境”地区,我的心情很沮丧,最后只有“回乡插队”这条路可走。

顾颉刚:“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周谷城《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其中除吕思勉、周谷城、钱穆三四先生的书外,其余均属未完之作。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吕思勉:诚之(编者注:吕思勉,字诚之)师盛赞余书中论南北经济一节。又谓书中叙魏晋屯田以下,迄唐之租庸调,其间演变,古今治史者,无一人详道其所以然。此书所论诚千载只眼也。(转引自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

  两年前,白烨曾指出,对市场化文学和新媒体文学等新兴文学板块的漠视,是文学批评一个重大失语之处。鉴于建构网络文学批评的理论话语是文学界必须面对的工作,本次论坛设有“新媒体文学与文化产业”的批评板块。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徐肖楠在会上抛出“美女还是野兽:推开资本化中国文学之门”的话题。在他看来,资本意识深刻影响中国文学。与改革年代相应的主题是宏大与理想,与市场化年代相应的主题是平庸、个人、欲望,与资本化年代相应的主题是享受、幸福、时尚,此中的生活逻辑直接决定文学逻辑,中间没有纯粹的艺术缓冲区或艺术想象区,“像张悦然、韩寒、郭敬明等人都通过自己小说的成功而迅速控制了一定份额的资本,继而滚动扩张之,主编并出版了主题杂志……越是宣扬自己的文化趣味,就越能扩张自己的资本势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这个时代的文学性情。”   此外,多位专家对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文艺创作的现状及走势进行了研究,关注“轻小说”、“微文学”涌现等现象,甚至谈到文学产业化中的文学策划话题。四川大学教授贾冰以张嘉佳、王泡小泡、留几手三位微博写手为例探讨网络上的“段子写作”,认为尽管各位段子手的知识领域与受众群体不同,段子也显现了程式化的特点,宏观上看是消费时下热点,编排出可娱乐、可延续的文本,微观来看,可总结出以动力性情节单元为主、具有高度选择性、没有结尾三种写作套路。

  崇明虽然号称是上海郊区,但非常落后,生活极其艰苦。到了岛上后,我才知道,这是一种根本没有出路、没有前途的生活。我去的那个村庄,住的是草房,点的是油灯,干的是粗活,吃的是杂粮,但这些事情我都能够忍受,最无法忍受的事情是孤独和前途的渺茫。我一开始觉得那些农民是不理解我的。我本来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到乡下后就埋头学着干农活,整天流着汗,却很少与人说话,只感到心灰意冷,晚上就一个人在屋子里对着日记本发呆。想不到,乡亲们同情我、关心我、照顾我,让我出工干轻活,收工后还送吃的东西给我,在生活方面会来主动帮我。但我想的是读书,要上大学,这是他们无法给我的。

严耕望:多具创见,只观其章节标题,点出每个时代之动态及其特征,已见才思横溢,迥非一般刻板僵化死气沉沉者可比。尤极难能可贵者,往往能以数语,笼括一代大局。如论春秋战国大势云:“文化先进诸国逐次结合,而为文化后进诸国逐次征服;同时文化后进诸国,虽逐次征服先进诸国,而亦逐次为先进诸国所同化。”此数语切中事机,精悍绝伦。吾人可伸而论之,前世如商之灭夏,周之灭商;后世如北魏南牧,辽金侵宋,清之灭明,其结果影响皆可作如此观。在此进展中,华夏文化疆域逐次扩大,终形成疆土一统、文化一统之广土众民大国局面。其他胜义纷陈,不能尽列。(《钱穆宾四先生与我》,《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我插队的那个偏僻荒凉的乡村,那些看上去愚昧、木讷的农民,他们是世界上最淳朴、最善解人意的。有人对我说:“你是一个不说话的人,看上去脑子好像都有毛病,但只要拿到一本书、一份报,甚至只要是拿到一张有字的纸,你就变成另一个人了。”很快他们就知道,这个从上海来的“知青”最需要的是看书。于是所有农民家里,只要是有书的,都翻箱倒柜地找出来送给我。我也没有想到,那样一个偏僻的村庄里,1966年8月“破四旧”的火竟然幸运地没有被延及。农民家里居然还藏着很多古旧书。原来我的家乡尽管很穷困,但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崇尚读书,崇尚知识。这在历史上也是有故事的,早年有几个乡贤士绅曾经变卖田产来办学。

牟润孙:全书自尧舜以迄民国,为完整之中国通史。识见、议论、编排、文章,均超越前人之作。享誉史学界,诚非幸致。钱氏怀爱国之热忱,于我国文化之构成发扬递嬗诸端,阐述最为详明。举凡历史上重大事件如统一、分裂、强盛、衰亡等,钱氏悉能掌握其原因、结果、发展线索,予以清楚叙述。盖其所重者在政治经济、制度、学术、文化、社会、民族各方面,而非徒如前人之拘牵于朝代帝室之兴衰。钱氏此书中爱国家、爱民族思想洋溢满纸,于世之持自卑自贱之论者,痛加针砭,立论极足使人感动。……读钱氏之书,当使懦夫有立志,病夫有生气,热血沸腾,奋然而思有所以自存矣。此为读史之大用,亦即史学家所贡献于世者也。《国史大纲》所可贵者在此,苟徒以字句考据求之,如买椟之还珠,非所以知钱氏也。(《记所见之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杜维运等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华世出版社1980年版)

  就这样,农民们送给我很多书,其中有《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卧虎藏龙》、《福尔摩斯探案集》、《初刻拍案惊奇》,还有一套珍贵的《昭明文选》。这实在是不幸中的大幸!于是只要是书,我来者不拒,在我那间小草屋里,除了半屋子烧饭用的柴草,一张破床和一张旧桌子外,其余就是堆得高高的书。这些书为我打开了许多窗口,使我的心灵在广阔的世界中遨游,使我真正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于是我在昏暗的油灯下,开始了最初的散文习作。

夏承焘:阅钱君《国史大纲》完。论宋学真精神,谓唐人犹世族门第观念,著书囿于家训典章。宋学主物我一体,辨义利,辨王霸,有大公思想,近平民化。此语甚创而待商。宾四甚可爱佩,读其书,使人思染手史学。(1942年11月30日记,《天风阁学词日记》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大概在我下乡三四个月以后的一天晚上。那是一个有月光的深秋的夜晚,我的门被人敲响,打开门,看见一位80岁的老太太站在门前,嘴里没有一颗牙齿,头上白发稀疏,眼眶深陷,看上去就像一个幽灵。但我认识她,而且她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新妈妈。她住的地方离我的草屋很远,要走20分钟的路程,她是三寸金莲,裹过脚的。我问她:“新妈妈,你来做什么?”新妈妈不识字,我也去过她家,家徒四壁,只有一张床和做饭的灶,她是不可能有书的。但是那天晚上,她是来给我送书的。她站在门口,也不进来,很麻烦地解开胸襟扣子,拿出一本书,说:“我给你送书来。”我接过新妈妈的书,把她送到河边,看着她挪动着一双小脚在月光下走远,这个情景现在仍在我眼前。回到草屋后,在油灯下打开那本书一看,那是一本没有封面的1936年的旧黄历,对我一点用也没有,但我当时对着这本书,忍不住哭了一场。老太太是把它当宝贝送给我的,她认为这本书对这个上海来的年轻知青会有帮助。一本无用的书,却让我感受到人间最美好的同情和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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