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届世界英语短篇小说大会将于2016年7月中旬在上海召开,  这是最近媒体报道的两则学术不端事件

作者:文学    发布时间:2020-04-25 08:43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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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职业”与“业余”的历史书写者似乎越来越被归并于两个对立阵营时,双方携手的可能性却紧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活世界的诸种变化而迅速增大。而今天,聚焦于实用性、学术性的两个层面之间出现了日益交融的趋势,而且借助互联网的知识传播,不断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短篇小说的世界级盛会将在上海召开,包括余华、格非、毕飞宇、苏童、罗伯特·奥伦·巴特勒等在内的中外名家都将聚首于此。  澎湃新闻从华东师范大学获悉,第十四届世界英语短篇小说大会将于2016年7月中旬在上海召开,会议将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作家协会、华东师范大学三方联合举办,由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具体承办。这是大会有史以来首次在亚洲举办。

  东北某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06届硕士研究生论文,与2005届的高度相似,并且两人为同一导师。

  面向公众的史学书写,曾经是治史者有意或无意的目标。西塞罗的名言“历史是生活的导师”(Historiamagistravitae)体现了这一追求。中外历史上也不乏深受“贩夫走卒”追捧、拥有庞大读者市场的伟大史学家,如写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司马迁、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蒙森。不少历史学家并不在乎是否在官方机构(史馆)或大学历史系工作,而且通常是在下意识的情况下使用着后来被奉为学科圭臬的研究方法(如考证辨析)。

250名知名作家与学者将参会

  安徽某大学历史系历史文献专业2007届两名硕士研究生论文涉嫌大面积抄袭,并且两人毕业时还是同事关系。

  但在19世纪史学学科化后,伴随所谓“职业”与“业余”身份的界定和巩固,壁垒意识日益强化,由此形成了这么一幅画面:一方面,学院派历史学家们往往对公共领域中的知识渴望视而不见,对“门外汉”们的积极介入耿耿于怀,即便那些愿意为之者也常常受窘于专业表达与大众理解之间的隔膜;另一方面,自觉为公众写史的业余学者们要么期待着终有一日被纳入“克里奥神殿”,要么自恃惊人的销售量而对象牙塔中的知识分子不屑一顾,甚或有人梦想着重塑一门“新史学”——德国魏玛时代的历史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Ludwig)即为一例,他在《史学与诗学》一文中把通俗性的历史传记视作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替代品。

  短篇小说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一直以来受到诸多作家和学者的高度关注,随着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短篇小说家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已成为文学界乃至其他文化传媒领域热议的焦点。  世界英语短篇小说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Short Story in English)是由世界短篇小说研究会(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hort Stories )组织召开的一个国际性会议(1992在美国注册),每两年召开一次,是目前专题研讨短篇小说的唯一的国际性盛会。  世界英语短篇小说大会自1988年在巴黎召开第一次会议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十三届,足迹遍布美国、加拿大及欧洲各国,在世界短篇小说研究和写作推广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短篇小说研究的权威机构。  7月中旬,来自世界各地三十多个国家的超过250位知名作家和学者将参加这次盛会,目前已确认参加会议的部分中国作家有余华、李洱、格非、毕飞宇、苏童、方方、赵玫、徐坤、孙甘露、路内等等;外国作家有著名华裔美国作家任璧莲 (Gishe Jen)、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罗伯特·奥伦·巴特勒(Robert Olen Butler,曾获1993年普利策小说奖)、著名加拿大作家克拉克·布莱茨(Clark Blaise,曾任爱荷华国际作家班项目主任),巴拉蒂·慕克吉(Bharati Mukherjee,美国著名小说家和社会评论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语系教授,曾凭借短篇小说集《中介》获1988年美国国家图书评论界奖);比利·欧卡拉汉(Billy O'Callaghan,爱尔兰知名作家,作品多次获奖,2013年作品《我们丢失的东西,我们遗忘的东西》获爱尔兰布克奖,其作品被译成波兰,葡萄牙,土耳其等语),李翊雲(Yiyun Li ,新生代华裔美国作家,2005年短篇集《千年敬祈》获弗兰克·奥康纳奖)等。确定参加会议的国外作家已超过60名。

  这是最近媒体报道的两则学术不端事件。尽管近几年媒体对学术不端行为多有揭露,上述事件的戏剧性,还是让许多人觉得离谱。

  不过,当“职业”与“业余”的历史书写者似乎越来越被归并于两个对立阵营时,双方携手的可能性却紧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活世界的诸种变化而迅速增大:

参会作家作品选集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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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专业化历史学不断面临就业压力后,针对历史传播领域学者的成功经验被大量模仿与复制,而今天在学院之外从事公共历史书写者实际上多多少少也拥有或分享着所谓“专业”经验。

  此次会议主题为“短篇小说中的影响与汇合:西方与东方”(Influence and Confluence in the Short Story: West and East)。与会者将针对短篇小说创作与批评探讨东西方文学及文化理念、短篇小说的写作特征及影响、短篇小说的翻译与传播、短篇小说的教学与研究、短篇小说在当下文学世界的作用、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起源与西方文学的关系等。  会议期间将安排一系列活动,包括:参会作家的作品朗读活动、重要作家的公开讲座以及中外作家的“对话”活动。同时,此次世界英语短篇小说大会将与上海书展和上海国际文学周紧密合作,其中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朗读活动和讲座将成为2016年上海国际文学周的一部分。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彭卫国副局长表示:“上海被选中举办这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会,我们深感荣幸。我们把大会的部分活动作为上海书展和上海国际文学周的先期活动,这将给2016年上海的文化活动带来更多的新的气象。”  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孙甘露说:“作为上海作家,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会议,相信这次会议将促进中外作家的交流,推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袁筱一教授强调:“华东师范大学非常重视举办这次会议,华东师大外语学院将利用这个机会搭建一个中外作家和评论家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的平台,同时也将把这次活动视为一个契机,把学术研究和文化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为上海的文学研究和文化活动的国际化做出我们的贡献。”  此外,为配合这次会议的召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将出版参会作家作品选集(英文),部分参会作家作品中英文对照集(《相遇在地球村》)以及参会知名中国作家作品选集(《中国作家短经典系列》)。华东师大出版社社长王焰认为这三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中外作家在短篇小说方面的交流,也将促进中国作家和作品进一步走向国际。

CFP供图

  其次,公共传播手段的日益多元化(从传统媒体到自媒体),使知识生产与表述逐渐被置于同一空间,以拥有所谓“编制”来划分专业与否的传统界限正在消失中。越来越多的“职业”历史学家走向公共领域,拥有了诸多“粉丝”;而不少体制外的学者同样获得了平等研究的资质,这是当下众多私立研究机构(如法国一些家族史研究公司)出现的主要动力。

阅读原文

  在上述明显的抄袭之外,当下还存在很多不良的学术行为,整体而言可称之为“低水平重复研究”。不太为社会公众所知的是,2011年华东师大面向全国设立思勉原创奖,意在高举原创大旗,澄清学术环境。

  再次,历史学的学科意识在经历后现代主义的拷问后,在所谓“什么是历史事实”、“谁有资格书写历史”、“如何判定历史著述的价值”等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转向:历史书写者的主观意愿成为时下学术界的关注焦点;“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成为广为流播的谚语;在学术性和现实性之外,大众接受度渐渐进入评价指标中。由此,体制内的学者放下了身段,体制外的学者增长了信心。

记者|韩晓蓉

  或许很多人会表示怀疑:天下文章一大抄,文科研究真有原创吗?原创有那么难吗?

  最后,一场又一场的公共历史争议,唤起了以“历史”来谋生者的探究兴趣。为什么习以为常的历史共识一再成为人们的争论对象? 这是政治立场相对而导致的结果,还是由历史知识在学界内外的不同表述逻辑所带来的问题,抑或是历史书写的各种方式本来就存在的差异性所致?这些疑惑至少为不同类型的历史书写者提供了正视对方研究成果、反思自身局限性的契机。

来源|澎湃

“拿自己的钱,评人家的奖”

  于是,以上种种合作,在两个层面上推进了全球范围内公众史学的学科化进程:第一个层面聚焦于实用性,即提供以职业为导向的知识与能力训练,扩大历史系毕业生的就业范围。这一点在英美高校被视作“公众史学硕士项目”的指导思想,并或多或少成为国内部分高校历史系改名浪潮(如“历史与文化”、“历史与旅游”等)的隐匿动力之一。第二个层面关注的是学术性,即把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作为整体来加以反思,增强学界内外知识流通及对话的可能性。这一点反映在德法高校某些“公众史学硕士项目”的课程架构中,特别是那些史学理论、历史教育学等反思性课程。目前,两个层面之间出现了日益交融的趋势,而且借助互联网的知识传播,不断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编辑|吴潇岚

  思勉原创奖主要奖励文史哲方面的原创精品。每两年评选一次,不超过5篇作品获奖,奖金10万元。思勉原创奖的奖金,主要来自华东师大,包括校友捐赠。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公众史学的学科化道路也是上述全球化学术交往的产物。从最初对美国公众史学的引介,到近来关注欧洲公众史学的建设道路;从讨论“百家讲坛”的学术意义,到尝试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如中学生写史大赛、公民口述历史记录、历史剧本写作等;从探求通俗历史写作的历史经验与现代意义,到与各种历史传播机构合作,如电视台、网络平台、图书馆、报刊杂志等,以便找到培养公众历史素养的适当途径与方法;从召开数次有关公众史学建设的学术会议,到不少高校成立公众史学研究中心,在本科或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增加公众史学课程。这些举动背后,都蕴藏着模仿与创新的双重自觉。

  华东师大的优势学科教育学并不包括在内。并且,2011年以来三届共有13篇作品获奖,来自华东师大的获奖者只有杨国荣、茅海建两人。因此,校内有不少人颇有微词,认为这是在“拿自己的钱,评人家的奖”。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公众史学若要进一步被“固定”到历史学的培养体系中,一本贴合学术发展与实践期待的教科书,必然是题中应有之意。然而,对于公众史学这门仍处于不断实践摸索和学术反思的新兴学科而言,这又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使命,因为即便如历史学科化最早、学科反思最自觉的德国历史学界,也只是到2009年才以集体写作方式,推出了第一本辞典式的公众史学教科书。

  这个奖原本就是一个校内奖。2002年国家出台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计划,华东师大文科发展赶上了较好的机遇。为了鼓励大家的积极性,学校便想到了设立奖项。华东师大校长助理许红珍告诉记者:“当时叫‘创新奖’的太滥了,我们便想到了‘原创奖’”。

  正因如此,当宁波大学的钱茂伟教授推出新著《中国公众史学通论》时,笔者不禁眼前一亮。这部46.5万字的著作是作者独立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该书是在作者反复实践、并加以主动反思的基础上完成的。他从学科史与理论框架、分支学科建设、历史写作实践等三部分共15章,详尽细致地网罗了有关公众史学的现有认识、主要讨论、实践方向等信息。概括而言,该书体现出以下几点值得称道的品质:

  然而过程并不顺利。

  第一,思路清晰。作者早年研究史学史,故而善于梳理学术脉络,准确把握国内外学界发展动态。他既对中国历史上的史学普及传统进行了概括,又展示了近年来围绕公众史学学科建设的诸多讨论。让人印象深刻之处在于,作者擅长概念辨析,无论是“公众史学”这一学科名称的来源,还是由“传记”到“个人史”的转变进程,作者都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考证与推演。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有意识地把自己的思想演进作为中国公众史学学科化历程的分析文本,通过“我的学科顶层设计之路”,来呈现一位学院派历史学家的学术兴趣转向。这一点无疑将成为未来公众史学史研究者的重要史料。

  文科研究似乎很难说清楚什么是原创。和自然科学奖项所不同的是,缺少具体的量化指标。

  第二,操作性强。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他“做公众史学研究的基本路径是实践与理论同步进行,互为支撑,互为补益”。的确,在当代中国的公众史学研究者中,如作者一般,参与过通俗史写作、个人史培训、家族史实践、影像历史记录、公众史学网站建设等的人,实在不多。亦因如此,作者在书中所设计的7个分支学科——个人史、家族史、社区史、口述史、影像史、公众历史档案、公众文化遗产——都具体而微地提供了操作指南:例如在“公众社区史”一章当中,作者便为新村史设计了8个模块,极具实践意义。

  文科研究的成果,也很难一目了然地说对社会产生了什么重大影响。并且在评审时,这种社会影响也很难说清是客观评价,还是评委的主观判断。

  第三,回应现实。公众史学本来就是现实发展的产物,其学科化之路必定也要对现实中出现的相关困惑予以回应:普及与娱乐的界限在哪里? 通俗化与专业化如何结合? 历史写手如何培育? 作者在书中对这些问题都做了辨析。例如在他看来,“当专业史学工作者批评娱乐性通俗史学为‘庸俗史学’时,何曾想到,它们本身即是俗的,何庸之有?”正因如此,史学的普及化与娱乐化是两条路径,彼此之间存在不同发展逻辑,前者更需要职业史学家的投入。

  为了改进评奖方式,校方将申报制改为专家推荐制。然而,很多人是自己写好了推荐评语,然后让专家签个名。

  作为国内第一部公众史学通论性著作,该书在推进公众史学学科化中的作用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同样也留下了一些问题,可供学界同仁继续思考:

  争议还有很多。就这样一直拖了6年。

  第一个问题关涉学科本位:公众史学究竟是怎样一种学科?若它归属于历史学,那么目前历史学门类的三个一级学科 (中国史、世界史与考古)都无法单独包容它;更何况它还包含着文学、传播学、艺术等非历史学学科的元素。在欧美高校,公众史学要么是被作为历史学系所设立的专业学位项目,要么是由历史教育学与艺术专业合作设立的跨学科项目。由此,中国的公众史学若想拥有自己独特的学科属性,必须在这一点上有所明晰。

  2008年,华东师大人文社科原创奖才有了正式下文。“实名推荐,问卷调查,公开评审”,评着评着,评奖制度也就设计出来了。

  第二个问题关涉研究意识:公众史学如何呈现它的研究旨趣?尽管公众史学源于一部分的实用主义目的(如帮助历史学毕业生寻找工作),但它仍然是实用性与学术性的“集合体”。所有的实践活动,最终要反哺学术性的问题意识,例如:历史书写主体的差异性如何影响到文化记忆的形塑?历史表达的不同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大众接受度?怎样通过课堂内外历史教育途径的整合来加强公众历史意识的培育?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又进一步牵涉到公众史学与现有历史学下设研究方向(如社会文化史、史学史、史学理论)之间的界分。

  当年,包括本报在内的诸多媒体,对华东师大人文社科原创奖都给予了高度肯定。教育部社科司出了简报,国务院领导也做了批示。

  第三个问题关涉持续发展:公众史学怎样跟上现实生活世界的变动步伐?公众史学本来就是应对现实需求的产物,而现实又是不断变动的,伴随各种历史传播新媒介的出现与推广,如拥有历史元素的广告、充满历史内涵的电脑游戏、各种形式的历史之旅等,公众史学必将面临持续发展的要求。正如张广智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言,“公众史学作为一门学问,也需要日益精进与不断更新,这需要时间,急不得”。这是对包括作者在内的所有公众史学践行者、摸索者、思考者与爱好者的共同期望。

  在有关方面支持下,2011年这个校内奖更名为面向全国的思勉原创奖。华东师大首届人文社会科学原创奖,也成了最后一届。

阅读原文

  许红珍告诉记者,为了保证原创奖的公平公正,从校内评奖时他们就定下了两条原则:一是要有套评奖制度,换了任何人都能把这个事做成;二是校领导的成果,以及和她本人有关的,都不参与评奖。

作者|孟钟捷(本校历史学系教授)

  把教育学等优势学科排除在思勉原创奖之外,或许也体现了华东师大的某种决心。

来源|文汇报

“一看我也操纵不了,越想越高兴”

编辑|吴潇岚

  吕思勉是“现代史学四大家”之一。与陈垣、陈寅恪、钱穆三位相比,吕思勉的学术贡献并不小,但不研究历史的人却知之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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