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关联到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当时的讲座仅仅在食堂门口张贴一张海报

作者:文学    发布时间:2020-04-25 08:43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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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创新是当今时代的重大课题,积极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元典精神,解决当代文化发展中的矛盾冲突,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从根本上讲,“新子学”所关心的正是传统文化研究如何创新的问题。2012年10月,我们在《“新子学”构想》中全面论述了对当代诸子学发展的看法。2013年9月,又通过《再论“新子学”》集中探讨了“子学精神”。经过数年的思考,我们进一步认为,从“新子学”角度观照传统文化创新,具有其独特的可行性与挑战性,并关联到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达利的作品中,最为我们熟悉的形象,可能就是柔软弯曲的表、带抽屉的女人、长着蚊子一样细长腿的大象了。这些形象背离人们正常的思维逻辑。然而,当我们透过这个疯狂的表象,看到的是想象——自由自在的想象

  广州日报4月27日讯如今大学校园娱乐名人讲座风行学术讲座受冷落高校用新手段推广讲座

追溯原点

  ■长期以来,潜意识被排斥和否定,人们认为它是错误的、不正确的、阴暗的,它不能获得正常的认可,没有正常的地位和身份。达利的疯狂就在于他打开了潜意识这个潘多拉魔盒,并授予它合法的地位和身份

  “那些充满温度和新意的学术讲座,是高校校园最美的风景之一。”近日,一位媒体人在博客撰文,引发人们对讲座如今尴尬处境的热议。尽管很多学生热衷参与名人、娱乐类的讲座,但其实大多数人都没有认真在听,“主要是在拍照发朋友圈,讲座的主办方对此也是哭笑不得。

  多元文明的观念在今日已成为普遍常识,文明的冲突与对话也时常见诸媒体。与之相关的还有多元现代性的观念,如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现代性讨论、杜维明的东亚现代性论述等。多元现代性是对经典现代性叙事的一种反驳,旨在强调不同的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之间存在内在关联。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指出,现代性对西方社会同样是颠覆性的,只不过其内生因素起到了克服作用。借助全球史的视野,我们发现,后发现代化的国家最初都是被迫卷入现代的,都有一个急速的模仿期。当现代性深刻嵌入之后,后发国家的固有文化与现代性的协调问题就会逐渐突出。这对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化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具有借鉴作用。

  ■达利用最真实的绘画手法描绘非理性的梦境,为我们展现和揭示未知。克服科学、理性、逻辑对人类的束缚,发挥无穷无尽、自由自在的想象,创造力便释放出来,明天和真正的现实就在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契合中展现

   中文系教授:贴张海报现场就人山人海

  中国作为一个连续不间断的文明体,其文化的生命力由来已久。当然,近代以来的挫折也揭示了中国文化内在的弱点。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极速现代化,经济繁荣、社会昌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诸多问题。一个单纯发展经济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社会发展必须落实为每个人的文明生活,这就需要文化的形塑力量。西方的流行观念在当下中国影响甚大,学界对于传统的研究也大多处于整理知识的阶段,研究方法尚依赖于西方话语体系,这实际上强化了外来价值体系的影响。此前,“新子学”提出正本清源的主张,就是希望中国学术能摆脱既有模式,重视创新精神。我们认为,传统文化研究创新首先需要回到中国思想的原点,即先秦时代的诸子学传统。

思想者小传

  广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大兴回忆道,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当时自己高中毕业已有三年,终于在1978年入读湖北大学。那时全国各地的名家只要来到武汉,就会到学校开讲,像著名的古汉语学家王力、作家姚雪垠、黄宗英等。

  对于先秦学术,传统时代的学者大多囿于经学心态,无法客观认识其价值。近代以来观念更新,学者多能道破要点。章太炎评价中国学术:“惟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自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后来的胡适、冯友兰等也有类似看法。这些都加深了我们对先秦时代元典性的认识。中国学术的革新,几乎每一次都是对先秦学术的重新发掘。汉代今文学影响最大的公羊学,是早期经学和诸子学的结合。魏晋玄学汇通三玄,是对于儒、道两家智慧的融通。宋明理学建立四书系统,是对早期儒学的一次重构,不过其强分正统、异端,则扭曲了先秦时代的思想脉络。在理学兴起前后,道教学者也以心性论为架构,成功复兴了道家。其后,宋明理学模式在明清之际陷入困局。清代学术以反省心学、理学为起点,经学考证成为主流,然其逐渐流于烦琐,终究难当大任。清代中后期,今文学和诸子学兴起,先秦学术传统再次复活,并在形态上最接近于元典时代的原貌。今文学从庄存与、刘逢禄到龚自珍、魏源,再到廖平、康有为、梁启超,蔚为大观,于晚清掀起巨浪,在当代又重获新生。诸子学则从王念孙、王引之到俞樾、陈澧,再到章太炎,渐次张大,后并借助哲学史的形式成为主流。梁启超在回顾清代学术发展时指出,清代学术的脉络是由宋而汉,由东汉而西汉,有一个渐次回溯的过程。当代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以蒙文通为例,其治学接续廖平一系,由今古文而入齐学、鲁学,再进至诸子学,深探古典时期的哲学与政治思想,可说是晚近学术演进的一个范例。数百年来,学术史的线索皆在于摆脱宋明理学模型的束缚,最终指向先秦学术的原生面貌,这可看作今天古典学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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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讲座仅仅在食堂门口张贴一张海报,同学们便奔走相告。”他说,大家对知识的渴求极其强烈,讲座现场往往人山人海,连走道都坐满了人。

  先秦学术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图景,汉宋明等不同时代对其有不同描述,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解释者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脉络。近代以来,先秦哲学史对此提供了系统的知识图景,而这些工作在今天看来犹有未及。哲学史的范式预设了诸子学研究的模板,研究的兴趣多着力于形上学,诸子学本来的问题意识和思想线索被遮蔽了,而我们实则应于原生中国意识的定位上再多下功夫。除了学术观念的更新,考古学发现同样重要。我们有机会认识古人完全无法想象的先秦时代,如禅让风气与今文学发展的关系,孔孟之间、老庄之间的学术链条,黄老学的展开等,这些是传统时代无从想象的。诸子学的发展谱系,远较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汉书·艺文志》复杂,各家的共通性非常大,相互的影响极深。因而,当代实具备了回归中国思想原点的极佳契机。更重要的是,诸子学本身所具有的多元开放的气质,正是中国思想原创力的突出体现。身处现代语境中的当代研究者,不妨学习和继承先秦时期“处士横议”的原创精神与恣纵气势,摆脱各种固有观念的束缚,汲取元典智慧,融会当代理念,是为学术创新之关键所在。

  孙乃树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新媒体艺术学院常务副院长、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高教学会美育研究会理事、《中国美术教育》杂志常务理事。从事美术史论教学、研究和中国画教学、研究,出版《西方美术》《欧洲美术之旅》《平凡无奇的艺术革命——十九世纪欧洲现实主义美术研究》 等专着,主编《新编美术教学法》《美术鉴赏》等教材。

  曾大兴记得,人生听的第一场讲座是导师张国光先生以“两种《水浒》,两个宋江”为主题的讲座。讲座现场的大教室像现在的阶梯教室一样大,挤满了学生,连非中文系的学生也来听,迟到的学生想挤都挤不进去。

重构典范

  在现代主义美术最显赫的三位大师——毕加索、达利和米罗中,达利虽然被认为是最诡异难解的,却至今仍受到热烈追捧,仅去年年底的上海艺术展览季,就开出了三个达利专题展。一方面是读不懂,一方面却给予如此多的关注,其中的奥秘在哪里呢?达利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至今还触动着人们的神经?

  曾大兴在1990年到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只要是感兴趣的北大讲座,他都会去听,比如地理学专家侯仁之、文艺评论家谢冕和经济学家厉以宁等主讲的讲座。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学者各有不同理解,或宣扬儒学道统说,或主张道家主干说,或以经学为中心。“新子学”提出之后,也有学者主张经学、子学兼治。关于经典文本的结构,当代学者也有新的探索,如主张以《论语》《孟子》《荀子》《礼记》为“新四书”,或者以儒家经典加上《老子》《庄子》为“新经学”。传统本即复合多元,不同的主张确可相互促进。以“新子学”的角度观之,谁是主流、谁是正统的争论,在古代自有其理据所在,而置诸今日,却已渐失其讨论价值。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应从中华文明的整体格局看待传统资源,因为中国思想要解决的不再是内部问题,而是如何应对现代性挑战。将儒学视为中国思想的主流与正统,不免失于偏狭。中国社会已经深深扎进现代体系之中,文化转型势在必行。学术要大胆创新,要适应时代,有必要对传统做一番大的重构。我们认为,重构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先秦时代思想的结构。

不要简单地用疯狂来概括

  心理学教授:在“遥远的后排”膜拜讲师

  先秦是文明转型的时代,也是构想新的天下秩序的时代。围绕着建立一个怎样的文明体和如何建立这个文明体,早期的思想家们既能汲取古代的资源,又能深刻观察现实,他们独立思考,大胆发言,形成了众多流派。孔子和老子作为儒道思想的原点,各自发展出思想系统,同时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保持共识。原始儒家温厚活泼,开通多元,在其被体制化之前,既没有沾染经学的气息,也没有为维系中枢权威而不惜一切代价。原始道家宗旨清晰,意在构建更宽松更有活力的小规模文明体,而不像汉代之后被过度扭曲,畸变为一统帝国的统治技巧或者身体操作的指南。墨家是儒学价值的直接挑战者,开辟了论战的新视野,其关注底层和技术的倾向,为其他学派所不及。孟子和庄子都提到杨、墨的风行,可见墨家对当时思想界的巨大冲击。法家后起,代表了诸子学新兴力量,指引了当时政治体的发展,其系统的治理思想在后世影响深远。各家宗旨不一,却能相互吸收,越到晚期,这种趋势越明显。至《吕氏春秋》与《淮南子》,各家思想渐被吸纳并收,表达为一种中国早期文明的整体想象,最终促进了以秦汉帝国为标志的文明体的形成,这是思想创造力与时代呼应的典范。

  也许,只有最新奇的钥匙才能打开最坚固的门。深入研究达利、研究20世纪初超现实主义艺术运动的深层追求之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解读达利、理解达利的那些最不可思议的作品的钥匙,正是我们如今喊得最响、用得最多的一个概念——创新思维。

  广州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陈少华说,第一次听讲座是在大二,那是研究心理统计学的张厚璨教授的讲座。在班主任和辅导员的引导下,自己第一次去感受另一种传授知识的方式。

  从文化内部来看,先秦诸家皆能开出思想的新路,光耀一时。如果站在世界文明的维度上,最受瞩目的,则当属以孔、老为代表的原始儒家、道家。其中深藏的历史洞见和思想基因,也是现代文明重新理解自身、创新时代的宝贵资源。由孔、老切入元典时代,自然会在诸子学之外,注意到早期经学的价值。六经是古代典籍,其成为一个整体,则有赖于孔子。早期经学的发展,多体现为“传”,如《春秋公羊传》《周易传》等。汉代学者将《春秋》视为孔子思想的关键,而今人研究却多限于《论语》,对孔子和《春秋传》的关系有欠关注,不利于深入理解。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老子与《周易》在思想上的联系,特别是后世,无论王弼、陈抟抑或王夫之,易、老通治都是其学术的基础。《周易》和《老子》相互融通,古人限于经学观念,多不明言,今天则不妨深入加以讨论。“新子学”认为,关于元典时期的研究范围实应涵括诸子各家,旁涉早期经学,这样就能跳出经、子二分的传统观念,回归原点。我们主张以《春秋》《周易》《论语》《老子》为基础,这可能是激发创造的新典范;再旁及《孟子》《荀子》《庄子》《墨子》和《韩非子》等其他经典,形成元文化经典的新构造。

  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然而,怎样才能创新?从哪里可以获得创新的灵感呢?达利那些稀奇古怪的作品,给我们做了最直接的解答。

  “那回听讲座的人特别多,我只能坐在遥远的后排对讲师投以崇拜的眼神。在我看来,讲师为学生们提供的是其研究领域中最精要的知识或经验,这一点,是普通课堂无法比拟的。”

  儒、道异同,经、子尊卑,一直是中国思想史上备受关注的重要命题。庄子云:“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在传统语境中,固然有合同孔、老的主张,也有很多人严分儒、道。而从出土的郭店简来看,早期儒、道两家并非水火不容。唐以前,学者出入经子百家是常态;只是宋明理学兴起后,理学家构造出正统和异端的界限,似乎孔子和老子完全成了正、邪之分。朱子把老子看成是阴谋家,务必除之而后快,这一态度对后来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略览清人熊赐履《学统》即了然。直到近代以来,诸子学复兴,学者才有真正改变,魏源、陈三立、高延第等都能平视孔、老,有如徐绍桢、严复等,甚至认为老子高于孔子。在今天多元文明的语境下,我们体认到,孔、老之间的同质性要大于差异性。约略言之,与古希腊思想比较,孔、老都是天下主义者,都能尊重不同族群,有人类一体的情怀,而不至于自困于城邦政治,甚至视奴隶为工具。与希伯来传统比较,孔、老都能发扬人文精神,“依自不依他”(章太炎语),而不以神格压制人道。这一洞见,于各大文明之中独树一帜。其他诸如深思德、位、时、中,以历史意识通观政治社会,皆可看出中国文化的深层精神。西方学者看待老子和孔子,大概就像我们看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是早期中国的主脉。古人的智慧在前,如何融通开新,参与到世界范围的讨论中,这是今天的任务。“新子学”主张,在面对西方文化的背景下,深入把握早期经典中的相通之处,熔铸出新解,这当是学术创新的途径。

  达利的作品中,最为我们熟悉的形象,可能就是柔软弯曲的表、带抽屉的女人、长着蚊子一样细长腿的大象了。这些形象背离人们正常的思维逻辑,看上去十分疯狂。然而,当我们透过这个疯狂的表象,看到的是想象——自由自在的想象。

  “讲座粉”:有趣的讲座  胜过看电影

唤醒价值

  达利告诉我们:当两个丝毫没有关系的、不可能碰到一起、不应该放在一起的东西碰到一起的时候,新的生命就可能诞生,新的事物就可能出现。在这里,达利为我们寻求的创新思维,开辟了一条实实在在的思路——将两个离得很远的事物放到一起,让它们碰撞、交流、摩擦,新思想就会产生。

  资深媒体人朱学东说,现在讲座“盛况早已不再”,但“充满温度的讲座,仍将是其他学习方法不能取代的。”

  返归元典时代,意味着学术研究方式的转型。近代以来诸子学研究主要采取了哲学史模式,体现为“中国哲学”的知识系统,其最大的兴趣则在构造形上学。站在“新子学”的角度上,“中国哲学”事实上成为现代性叙事的构件,其在知识上的贡献远大于价值上的。中国古典学术与西方学术存在很大差异,其价值意义大于知识意义,这一点近代以来的学者有清醒的认识。章太炎认为,中国学术在致用,西方学术在求是。柳诒徵认为,中国学术重在实行,西方学术重在知识。劳思光认为,中国哲学是引导性的,西方哲学是解释性的。类似的讲法还有很多。晚年的徐复观为谈这一问题,专门作《向孔子的思想性格回归》一文,主张以恢复儒学的实践品格为方向。当代的研究者也有类似的主张。我们认为,传统文化研究的方向应该是对治现代性,而非论证现代性。从哲学史的范式中走出来,把重点从知识构造转出,重新唤醒传统资源的价值意义,让经典回到生活境遇中,这是关键。当然,这不是说把古人的话头直接搬到现在,也不是说不顾及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一味复古。唤醒价值,是指在传统价值中找到适应当代的形式,并与现代价值做有效沟通。这就需要诸子学研究模式的创新。这方面我们已做了适当的探索。其一是研究的原理化。原理化要求不再局限于儒、道、墨、法、阴阳、名六家的框架,而是以问题为中心,做一种会通的研究。要抓住核心观念疏通古今,融入现代生活中加以讨论。诸子学具有恒久的意义,在于其洞见了文明中的基本事实,其解决问题的方案可能不是唯一的,但最切近中国社会。其二是研究的社会科学化。以往的研究都偏于哲学化,我们应该更多注意运用社会科学方法解释古典文本。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不同在于,这是一个高度“人工化”的社会,一切现象都需要社会科学的视角才可以理解。古典时期的智慧需要结合诸如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的方法来阐释,才可能具有实际的解释力。学界较为缺乏像费孝通《乡土中国》一类的研究,不免阻碍了古典文本的意义开放。诸子思想的本旨在政治治理,现在的研究则多是集中于哲理方面,我们认为应该结合政治学理论的新发展做研究。

  钟表是金属制造的,平整坚硬是它的属性,钟表绝不可能柔软,弯曲柔软的表面指针是无法运转的。但是,达利偏偏在他的绘画中,将表的外形赋予柔软的特征。于是,观众的思路立刻离开了生活,离开了生活中真实的钟表。人们在这里会想到时间,想到时间的变形,会思考当时间的序列性被打破之后所能获得的东西……这时,一个比真实的钟表更广阔的时空展现在我们眼前,激荡在我们的思维中,它让我们去想,让我们走得更远。

  在广州,讲座仍为大学生们喜爱的学习载体。微信公号、微博公号也有不少大学生自发宣传各个高校的讲座信息。在中大、华工、暨大、广大等高校,品牌讲座经常爆满,一些热门讲座只好采取提前在现场派发免费门票的方式避免拥挤过度。

  法国思想家科耶夫认为,现代性的本质是欲望,这指出了现代文化的根本弱点。一切打着主体、自我等旗帜的宣扬,最后都会一头栽进虚无主义的深渊。如何面对现代性的挑战,不仅是西方文化的问题,也是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多元文明的共同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冷静理解现代社会和传统资源之间的关系。现代社会中的主要特质,诸如巨大的活动力、线性的进步观、人的主体化,这些都是古典社会所没有的现象。资本和技术推动下的社会突进,并非传统文化能够直接无转换地嵌入。我们不能要求传统思想全面构造现代社会,传统文化的意义在于为社会提供价值系统,解决现代背景下的人的问题。不同的文明传统有不同的价值体系,西方有其自身的价值体系和解决方案,诸如“解放神学”就是力图解决现代社会困境的一种努力。西方的价值体系与其历史文化紧密相关,并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困境。要解决现代化中的中国人的问题,无法模仿西方,只能通过对自身文化的创新来解决。诚然,先秦诸子并没有现代生活的经验,他们的思想也不是为了解决今天的问题。但是,诸子思想是对文明的深刻洞见,尤其是对人的深刻理解,这些具有普世和恒久的价值。假如我们把技术和资本的问题理解为物,先秦诸子要处理的就是人如何应物的问题,这是传统文化研究创新的根本点。

  大象是靠着四条粗壮的腿来支撑庞大躯体的,但达利画中的大象长着四条精细的蚊子般的长腿。于是,观众又一次跳离现实、跳离大象,会想到重量、想到支撑、想到悬浮、想到摆脱地心引力。不要急于下断言,说这是妄想、是痴人说梦。想想今天的磁悬浮列车、想想今天的航天技术,难道不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大象身体蚊子腿”吗?所以,不要简单地用疯狂来概括达利,达利是一个真正带领我们走进创新思维的思想家。

  在“讲座热门人物”中,除了丁磊这样的新经济英雄,作家余华、周国平,艺术家张铁林,个性官员罗崇敏,学者葛剑雄等也大受热捧。比如周国平在暨大讲座中曾说,孩子是一个小动物,也让大人变成了单纯的大动物。“平时当人类当得很累,当动物的滋味好极了!”

  以中国的价值来应对外来文化,宋儒曾经做过相应的思考。事实证明这样的创造性改造才能解决价值问题。陈寅恪曾指出:“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民族本来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承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这也是创造性转化最早的表达。今天我们做的是融克西方观念的工作,关键还在如何发掘元典智慧,以应对当代挑战。譬如原始儒家强调家庭、教育和德性生活,这对当代中国非常重要。稳定的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发展对现代家庭冲击巨大,城乡二元下的家庭和教育缺失问题尤为突出。而儒家的家不仅指家庭,也可以是一种组织原则,能够在社会组织中起到想象共同体的作用。如何把这些发展为管理学理论,值得思考。又如在政治伦理方面,儒家主张对国家行为做方向性的引导,强化行政体系的内部凝聚力,对官员的纪律约束,而道家则倾向于政治体的自我约束,放开管制,这些都可以转化为新的社会理论,都是先秦诸子探索与思考并总结出一定方法与结论的重要话题。通观原始儒家、道家,孔子讲“和而不同”,老子讲“玄同”,庄子讲“莫若以明”,都显示了开阔而包容的文化态度,其背后的理论意涵尤其值得深入发掘,并通过精深的研究形成完整的论说。中华文明并不是一枝独秀,中华文明也不低人一等,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在合作中保存特质,这是诸子精神的当代意义。“新子学”认为,具有现实指向的价值重建,能够使传统文明在国家制度、政策以及个人生活中真正落实其价值,对当代社会产生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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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让学生在讲座中不刷微信,主讲者也尽量找新的角度,用专业讲好故事。前天,暨大艺术学院教授曾振伟主讲百年暨南文化素质教育时,提出几个很应景的问题:应聘该穿什么样的衣服?约会该如何穿着打扮?新房如何布置?

  只有当资本不再是自我逐利的怪兽,个人不再是虚空欲望的躯壳,中国人的文明生活才是值得期待的。传统完全可以转化为现代的商业理念,也可以深入其他领域,关键还在于创新的魄力与能力。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中国的传统研究最终还是要提供一种身份认同,助力于文明生活的重建。“天下文明”是古人最高的理想,也是吾辈应当努力驱驰的方向。传统中国已经深深嵌入现代世界,中国的命运和整个世界息息相关。如何把中国的思想力和创造力最大限度地开掘出来,考验着每一个认真思考与生活的人。《庄子》云:“道术将为天下裂。”时至今日,我们不妨将其理解为:多元会通的中华文明,正需要通过追溯原点、重构典范、唤醒价值的一系列创新实践,才能突破自身旧有格局,从而更深刻、更切实地屹立于风云变幻的现代世界。

达利将表的外形赋予柔软的特征,人们在这里会想到时间的变形,会思考当时间的序列性被打破之后所能获得的东西。 (资料)

  “这些问题,能够启发学生对色彩的感觉。”他说,他用“一个煎蛋的色彩变化”提出了“关于色彩的危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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