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田晓菲《尘几录》比勘手抄本流传中的陶诗异文,中华创世神话是中国文学的源头

作者:文学    发布时间:2020-04-20 18:40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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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开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原想借鉴一二研究思路,孰料所得不偿劳——平面化,太平面化了。然而这平面四下铺展开去,无远弗届,倒也显出另一番壮阔。伯克综观社会因素对知识的塑形作用,自文艺复兴直写到二十世纪,横跨人文、社会、自然各学科,涉足极广。当然认真说来,一开始,这些学科本身尚未分疆划界,相互独立,如今日然。伯克着意勾勒的,正是这数百年的演化轨迹。上卷涵盖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时期,主要围绕知识人的身份变迁、体制支撑、权力介入、市场推动、读者获取媒介与方式等问题展开,偏于社会一面;下卷涵盖启蒙运动至当代,主要围绕知识采集、分析、传播、应用等问题展开,偏于知识一面。两卷处理方式的差异,大约源自对不同时段的不同认知。前一时段,世俗化俨然成为知识世界的主旋律,而走完世俗进程,非各种社会条件凑泊不能为功,故重点在外部;后一时段,知识进一步专业化,其形态的嬗变,已非社会条件能充分解释,故重点在内部。本书梳理基本史实,提挈基本论题,由是可以略窥门径。

  4月1日,“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推进会在上海举行。中华创世神话在新时代的继承与发展,再次成为学术界、艺术界和大众关注的热点。为此,本报记者专访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神话研究学者田兆元。中华神话创新发展  记者:中华创世神话博大精深,作为一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与我们社会的集体记忆和价值认同之间是什么关系?  田兆元:神话是一种神圣的叙事,是为了文化认同的一种叙事行为。神话通过语言传播、信仰行为与神圣景观和符号的构建,形成一种社会的价值认同系统。神话有时是单独的故事呈现,但更多的是以信仰的形式,或者建构成历史的谱系与圣人的谱系,成为社会的膜拜对象,成为大家效法的楷模。  中华创世神话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强大的传承性与创新性,不像希腊神话,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它就不再发展而成为历史。在中国,无论是天地日月的自然神话,还是盘古大禹、伏羲女娲这样的祖先神话,发生于上古的神话至今还是生机勃勃地传承传播,活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而新神话也在不断地创造出来,中华神话在不断创新发展。  中华神话叙事,除了语言形式的叙事,还包括信仰行为的叙事与景观的叙事。比如就在这个清明节,大家会看到,伏羲庙、女娲庙里,还是人头攒动、香火鼎盛。这说明,古老的神话在今天依然活力无限。中国神话的传扬,包括景观的传承与叙事。比如,汉代的砖画,讲述了丰富的神话故事,最为直观地记录了古代神话。创世神话是中国文化之源  记者:中华创世神话在中国传统文学或者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大致是个什么地位?  田兆元:中华创世神话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中华创世神话也是中国文化的源头。  鲁迅当年讲中国小说史,一开头就讲神话与传说,奠定了中国文学史的基本格局。我们现在的中国文学史,几乎开篇都是中国神话与传说,很少有例外。这是对中华创世神话地位的一种肯定。在中国文化中,神话成为中国人的文化标记。如我们常说的“龙的传人”“炎黄子孙”话题,是历史的记忆,但是这种记忆是以神话的方式传述下来的。我们不能离开神话来讲述中国的文化,因为中国文化是从神话中发展开去的。比如我们的哲学,讲天人合一,讲阴阳五行,都是与神话融为一体的。中国的历史也是一样的,古代的王朝更替,也是神话的变迁时刻。可以说,神话是中国文化之本。  记者:中华神话中传递的哪些价值观和现代社会有息息相通之处?  田兆元:我想从道德与创造两个方面看,第一,中华神话是社会建构的资源。中国的神大多是道德楷模。中国列入神圣的祀典的都是对于社会对于民众有贡献的人,如大禹治水,如神农尝百草为民奉献。“德”是中华神话的基本格调。中国神话充满了正义感,所以我们可以从中找到社会道德建构的资源。  第二,中华神话充满了对于创造者的敬仰,尤其是创世神话,特别关注文明创始的业绩。如,我们会崇拜发明渔网的伏羲,崇拜发明车辆、服饰的黄帝,崇拜发明农耕、医药的炎帝。《考工记》 把创造发明说成是圣贤的行为,而这些发明家后来被奉为中华民族的祖先。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科技文明在历史上长期领先,是与中华神话对于创造发明,对于工匠精神的弘扬有关的。拓展神话研究上海大有可为  记者:上海在神话研究与创作中有哪些亮点,未来还需要从哪些方面提升?  田兆元:上海是现代中华神话研究的发祥地之一,无论是谢六逸还是茅盾的研究,作为最为系统的神话学理论,都是在上海开始建构的。有这样一种传统,也是上海的底气。在当下,上海的高校也是中国神话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如上海交大、华东师大,都是重要的神话学理论与人才聚集的重要学府。目前,上海在神话与文明发生、神话与地域建构、神话与经济发展等领域有很多的讨论,而聚焦于文学人类学探索,聚焦于神话的民俗学路径,都是上海神话学的理论创新之处。上海的神话学家致力于神话的大众传播,通过各类讲堂、各种读物向社会讲述,都是十分勤勉的。  上海文化界基于创世神话的创作,已开始了很多大动作,出版连环画,创作主题画,撰写影视剧本,进一步向舞台剧、文学史诗、动漫游戏等方面发展,具有诱人的前景。  上海要利用神话研究与神话传播的综合优势与人才优势、国际视野与地域深度,在神话的文化认同建构与文化产业开拓方面作出自己符合国家战略的贡献。

  羊城晚报1月17日A08版从2015年11月开始,文化部组织复排的歌剧《白毛女》从延安出发,陆续在太原、石家庄、广州、长沙、上海、北京等十个城市巡演,引起极大轰动。来自西方的歌剧艺术如何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继上周本版对三位艺术家的专访之后,本周羊城晚报记者又采访了三位在音乐教育一线的专家学者,请他们畅谈对歌剧中国化、民族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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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天石[星海音乐学院教师]:   题材和旋律大众化是成功的关键   中外歌剧的最大区别在于语言结构

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上卷):从古登堡到狄德罗》,陈志宏、王婉旎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

记者|王多

  今年34岁的刘天石,博士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现为星海音乐学院现代音乐系教师。在他眼中,中国经典歌剧获得成功有两个原因:“题材选择是接地气的,都是发生在百姓身边的题材,大家更容易理解。从音乐语言的创作来说,大多数选择五声音阶,这种旋律感也是大众容易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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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解放日报

  刘天石介绍说,歌剧发源于意大利,继而传到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地,每到一个国家,歌剧都有一个民族化、本土化的过程,最后形成各个流派。从音乐创作的角度来说,每个流派的风格各有差别,不同的语言带来听觉上不同的感受,但都无一例外地具备将音乐创作语言和本民族的文化结合的共性。

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下卷):从〈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汪一帆、赵博囡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

编辑|吴潇岚

  “建国以来,中国作曲家一直在努力探索怎样能发展出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歌剧。”刘天石说。虽然同为歌剧,西方歌剧和中国歌剧给观众带来的听觉感受却完全不同。刘天石解释说,这是因为两者采用的音乐语言不同。“西方歌剧,比如莫扎特时代,主要采用大小调音阶,而中国作曲家以五声音阶为主,这是造成感官不同的最大原因。当然也包括演唱的语言,就好比把英文歌翻成中文歌,用英文表演京剧,感觉也是完全不同的。整体说来,所有的歌剧体系都是一样的,更大的是语言结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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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族语言和世界语言之间找到平衡点

卞东波编译:《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视镜——晚近北美汉学论文选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年11月

  刘天石说,并不是选用了民族题材,采用了民乐器就是中国歌剧,还应该遵循国际舞台上通用的艺术品位和世界语言,在音乐的民族语言和世界语言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而这正是中国作曲家一直在努力探索的方向。“比如歌剧是否和戏曲融合,怎么融合,用怎样的方式融合。如今世界的中心点越来越模糊,融合性也越来越强。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作曲家,很多是从西方学习作曲归来,他们更会受到西方作曲理论的影响,比如会借鉴和声语言、曲式结构等,借鉴西方音乐的组合思路,将民族音乐元素重新组合。如何在作曲过程中,平衡与调和中西方的音乐元素,是这么多年来中国作曲家一直在思考的。”

  平面下的纵深开拓,则须依赖专题研究。卞东波编译《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视镜——晚近北美汉学论文选译》所收,多属二十一世纪以来刊载的新作,兼顾名家与新锐。不难发现,北美汉学界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也日益转向文学与政治语境、传播载体、读者心态等社会因素的互动。其间若干思路,曾经引发热议。譬如田晓菲《尘几录》比勘手抄本流传中的陶诗异文,抉示陶渊明隐逸形象的人为塑造痕迹,评价便颇为纷纭。本书里的几篇文字,展现出这一思路的持续推进。宇文所安通论唐代别集手抄本概况,并尝试建立“主集”、“小集”、“子集”等概念,以为后续研讨之资。他另一篇文章,则推求中唐顾陶《唐诗类选》收录杜甫诗的标准。田晓菲将通行的王绩集三卷本,与五卷手抄本相较,指出前者经陆淳删削去取,遮蔽了王绩对南朝宫廷诗的继承。林葆玲在应璩诗存世无几的前提下,旁取尺牍参证,试图还原其诗作全景,藉以重释钟嵘《诗品》的陶诗“源出于应璩”说。上举三篇个案考察,不复着眼于句梳字栉的异文比对,而着眼于文集存佚、编辑理念对诗人形象的影响,视野愈发立体。一种学术思路舒展开来,充类至尽,其优劣是非,乃益灼然可见。在此意义上,本书提供了更深入的对话契机。书中另有些论文,发表时间虽早,仍可能增益新知。1990年代蔡涵墨谈苏轼乌台诗案的两篇,介绍、翻译、评注诗案卷宗,做的是基础工作,但谛观熟思,也自细微处获得不少发明。譬如他注意到结案后,苏轼“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使”,而水部员外郎在宋代,系为受罚官员保留的特定升迁通道。宋神宗的补偿之意,晦而实显。这样透入一层的解读,让人想起清初徐乾学的豪言:“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阎若璩《潜丘札记》卷二引)

  他说,今天已经形成的一个共识是,作曲不再按照以前的调式、旋律来思考,更多考虑的是音程之间的安排,也就是音和音之间的距离感。同一个音乐旋律,背景可以有不同的度数,给听众带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对于这种纵深感,西方作曲家考虑得比较多。“比如肖邦,他的很多旋律是一样的,靠不断的背景变化,给人不同的听觉感受。就像你换发型、服装,你还是你一样。”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并不需要任何乐理知识,只要打开所有的感官细胞去聆听和感受。“有些歌剧让你感觉很西化,有些你一听就知道是中国的,关键就在音乐语言。”刘天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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